第一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党内合作形式，史学界向来充分肯定，笔者却持有疑义。这种内部联合，对推动革命虽曾起过巨大作用，但与党外合作相比却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已给革命埋下了隐患，“内在地决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短暂性和破裂的必然性”①。 1.党内合作使国民党革命性有所增强，但影响了共产党对其资产阶级本质的认识，产生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国民党不仅改组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改组后虽融进了一些进步分子，反映了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某些愿望，但无论从其三民主义政纲上，还是上层领导成份上，最根本的还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国民党纲领的新三民主义虽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政纲基本原则相同，但主要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也是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国民党的“联共”是以共产党人的服从为前提的。组织上共产党人虽参加了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也曾得到一些领导权，但并未掌握最主要的权力，作为支柱的军权则基本上没有得到。对国民党起决定作用的先是孙中山，后是蒋介石、汪精卫。孙中山虽开始了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但毕竟仍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所代表的最根本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汪精卫、蒋介石就更不用说了。 认清了国民党的性质，才会不被其表面现象所迷惑，既看到它的革命性，又注意到它的妥协性，从而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然而党内合作却影响了对国民党阶级性的认识。陈独秀最初也是把国民党看成资产阶级政党的，但当接受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使国民党的成分有所改变，就误认为国民党的性质已发生变化，由资产阶级政党而变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成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种观点在党内长期盛行，共产国际先认为国民党是四个阶级的联盟，后又说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合作的党”②；中共“五大”则认为“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③。 对国民党认识的混乱，在缺乏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的共产党人中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先是把蒋介石当作国民革命的柱石，领导军队从事反帝斗争的领袖；后又百般恭维汪精卫、唐生智；最终又把振兴革命大业的希望寄托在“农民将军”冯玉祥身上。后来蒋、汪的叛变决不能仅看成是其个人品质的问题，而是代表了他们那个阶级；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也是对国民党的阶级本质缺乏认识。这显然与党内合作的形式是有关的。 2.党内合作开始有利于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但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结果遭致领导权的丧失。 统一战线最根本的问题是共产党的领导。然而中共直到1925年“四大”才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整个大革命中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这除了理论上不够成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之外，不能不与这种党内合作政策相关联。由于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资产阶级当成领导阶级，共产党处在帮助地位，“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就很久得不到解决”④。 党的“二大”提出了党外联合的主张，这时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提得虽不明确，可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如认为工人阶级“将会变成”“革命领袖军”；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也势必“加入到革命队伍里面来”；“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为要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⑤。指出“共产党无论在哪种劳动运动中，都要是‘先锋’和‘头脑’”，“渐渐积成势力”“自己夺得领袖地位”⑥。这些论述代表了当时全党的认识水平，也反映了大会主持人陈独秀的思想。 “二大”之后，党和团的刊物在宣传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都过份强调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三大”则更认为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应居于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这就明显地较“二大”倒退了。其原因一是“二七”罢工的失败，使部分人低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二是为贯彻党内合作主张，往往片面强调国民党革命性的一面，而易于引出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主体以至领导者的结论。 “三大”到“四大”前，这种倾向有了进一步发展。抱着帮忙的动机加入国民党，自然也就不可能想到领导权问题。同时由于共产党员以国民党的名义工作，容易忽略界限，忘记应该坚持的独立原则，这就使右倾错误带有普遍性。正如“四大”《对于宣传工作的议决案》所说“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记了自己阶级的宣传，结果遂发生了右的乖离错误。”⑦1924年2月中共第二次中执会通过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就过多地强调了妥协，要求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化右为左”，避免冲突，规定“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⑧。因而除了北方的一些地区，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共产党基本上放弃了独立的工人运动，甚至导致了劳资无原则妥协。这样“因为努力于国民党的工作，故对于我们党的工作与组织就忽视了，同时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弄不清楚”⑨。这就表明共产党的独立旗帜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被弄模糊了，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能想到领导权呢？1924年5月党中央扩大执委会批评了上述右倾观点，强调了党的独立性，但并未彻底解决问题，只到“四大”才较明确地提出领导权，但怎样去争取，还没有清楚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