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蒋介石抗日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

作 者:
肖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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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民国档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5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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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有无抗日思想,这个问题已没有争论的必要,但他的抗日思想形成于保时?有何特点,仍有值得探讨之处。在抗战胜利50年的今天,在两岸关系和解的时代,讨论这一问题,有其一定积极的意义。

      (一)

      众所周知,日本自近代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国力日强。明治天皇定“开国进取”为其“国是”,实行积极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自1874年开始并吞琉球,夺取朝鲜半岛,以为“渡达满洲的桥梁”。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割占了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因与德、俄、法在华利益发生冲突,不得不退还辽东半岛。八国联军战争以后,日本取得在天津等地的驻兵权,日俄战争后,又攫取了南满铁路等特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魔爪伸入山东半岛;1915年,日本复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公然要求灭亡中国。

      迨至1927年,日本乘中国北伐战争之际,阻止国民革命,破坏中国统一,在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次年,欲霸占东北,导演了“皇姑屯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肆无忌惮地对中国步步侵略,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意识到国难临头;尤其是民国以来,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提高了人民的觉悟,炎黄子孙都看清了这样一个趋势:整个中华民族与外来侵略势力的生死搏斗势必爆发。何况华夏民族自古的“夷夏之辨”思想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信念,也鼓舞国人抗日思想的萌生。

      以上说的是全中国人产生抗日思想的大氛围,作为蒋介石来说,概莫能外。

      1928年5月,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兵锋所向,北洋余孽无不土崩瓦解,正当第一集团军所部进入山东之际,日本横加干涉,出兵青岛、济南,恣意挑衅,酿成济南“五三惨案”。当蒋介石利用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时,日军却惨杀了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凌辱、软禁外交部长黄郛,种种劣行,令人发指。当是时,中国军民抗日情绪犹如大海狂涛,而身临其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不可能无动于衷。但他却令国人大失所望地采取了忍侮避让的态度,指挥全军绕路北上,迅速占领北京,完成南北统一的大业。

      “济南事件”是国民革命军最早与日军接触,并遭到重大损失而不还手的一次屈辱的历史,作为当事人,蒋介石表面上退避三舍,息事宁人,但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斗争,为日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也是蒋介石最初萌生复仇抗日思想的开始。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①。不久,复仇之誓又出现在其日记中:“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也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为人所不能忍耳。”

      从此后,蒋介石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决心,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毅力,“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后为止”②。

      同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底定关内,南北划一,蒋介石回忆北伐经历,感慨万千,他痛心疾首地说:“今年五月,济南事件,全国皆认为空前之国耻。然余等在前线亲历之耻辱,更非国人所能想象于万一。明知种种挑衅举动,为帝国主义与革命势力两不相容之确证,却又不能不为避免革命顿挫而竭力忍受;但对方态度简直不复以国家待我中国;且不以人类待我国人。此种欲忍不能,欲发不能之苦况,永留在余之脑海,虽千年万年,亦难磨灭!天下事,间接感受者,总不如亲历其境者为刺心骨。果使任何同志亲历余之境遇,余知必与余怀有同一之感想”③。

      随着时光的推移,日本对中国日益加剧的压迫和一次次重大的事件的发生,蒋介石抗日御侮的决心和意志不断加强。

      张作霖死后,日本对东北觊觎之心更甚于前,张学良毅然决然宣布东北易帜,改隶青天白日国旗之下,希望杜绝日本侵夺之心。而日本军阀终于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闻变,在日记中写道:“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但蒋介石的态度是“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国民政府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政府现时既以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态度。至于在华日侨,政府亦严令地方官吏,妥慎保护,此为文明国家应有之责任。吾人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以期公理之必伸。然为维持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④。

      蒋介石决定采取诉诸国联,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他当时正坐镇南昌,指挥30万大军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实行围剿。蒋介石认为:日军在关外的动作与红军在江西腹地的割据相比,前者为肢体之患,而后者则为心腹大患。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共产党及其武装。他说:“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的媒介。所以我们要想攘外,必先安内。”“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法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即主和亦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⑤。换句话说即:如果不消灭红军,国内不统一,是无法与日本进行抵抗或谈和的。这时,蒋介石的抗日思想即表现在要抗日,必先消灭共产党,即灭共即等于抗日,这就是他多次阐述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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