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春邓小平的复出，是继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又一震动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周恩来部分地纠正“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代表作。它标志着自1966年5月“文革”发动后，以林彪、江青为首的极左势力在党内占优势地位的国内政治格局有了重大的变化，代表着党内健康力量的重新聚集和加强，为此后邓小平辅助周恩来纠正“文革”左倾错误，主持1975年的全面整顿，并为继周恩来之后继续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准备了条件。今天，我们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回顾和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江泽民作出的关于邓小平“领导我们的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这一评价的深刻意义。① 总的来看，1973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复出，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实质性的变化，这是邓小平能够复出的关键性原因。而这个变化得以实现，又是基于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毛泽东对邓小平仍有好感。从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与邓小平相识以来，在几十年患难与共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对邓小平十分信任。特别是建国后邓小平长期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协助毛泽东等领导全党全国各项工作，显示出他的杰出才干，赢得了毛泽东的多次赞誉。“文革”发动后，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但毛泽东念及邓小平过去的功绩，在处理上还是留有余地的。1967年5月1日，毛泽东说：邓和刘有区别，反王明路线是我一派的。在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林彪、江青一伙鼓噪着要开除邓小平出党时，毛泽东表示反对，曾在全会开幕式上讲：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是打敌人的。他写了一份自传检讨，要求不开除党籍，最好做点工作。毛泽东认为，大的工作也难作，可以做点室内整理资料的工作。而在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又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有点区别。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我们这些人举手还不容易？你们要开除，将来开除好了，我是有保留的。我这思想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总是讲几句好话。在“九大”，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总打了些仗，也做了好事。②由于毛泽东的坚持，使邓小平的党籍得以保留，这就为日后的转埋下了伏笔。 第二，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触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一事件不仅使毛泽东认清了林彪的本来面目，也加深了他对“文革”中受迫害或遭贬黜的老干部的认识和感情，希望恢复和他们的友谊与相互信任。同时，也使毛泽东有机会对邓小平问题的性质重新作出认定。就在林彪事件出现之后刚刚两个月的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为“二月逆流”平反。1972年1月陈毅逝世，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在同陈毅夫人张茜见面时，毛泽东称赞“陈毅是个好同志”，还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泽东还提到邓小平，并且把邓小平和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③这说明，此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已有重大改变，由“对抗方面”转为“人民内部”，这是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信号。毛泽东的这些言行，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第三，要求落实政策呼声的推动。通过在批林整风中对林彪一伙迫害老干部罪行的揭露，党内外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日渐高涨，大批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老干部感到有了出头之日，他们或他们的家属纷纷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弄清问题，落实干部政策。这就造成一种声势，推动毛泽东为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平反。毛泽东亲自对一些申诉信作了批示，如1972年6月28日，对贺诚的来信作出批示：“我意应给予工作。”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中，邓小平也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邓小平是在被关押隔离了两年之后，于1969年10月20日根据中央通知，被突然疏散到江西的。1971年11月5日，软禁中的邓小平首次享受到被打倒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待遇”——和工人一起听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当时，他十分兴奋和激动，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不容。”随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建议。但此时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尚集中在“批林整风”、清查与林彪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上，无暇顾及开展解放干部的工作，邓小平的信没有得到答复。翌年，邓小平在漫长的等待中得知了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对他的评价后，又于8月3日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希望出来做些工作。他写道：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六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④ 第四，遴选周恩来的助手和继任人的需要。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文革”动乱造成的恶果已经有所认识并试图加以纠正，但因为此时他大病了一场，身体明显地虚弱得多，他不得不更加倚重仅比他小5岁、已74高龄的周恩来，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2年5月，周恩来被发现患早期癌症，毛泽东得知后心情异常沉重，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医疗组的工作。这样，由谁来协助并在将来接替周恩来的工作，就成为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大问题。尽管毛泽东此时还信任江青等人，但他很清楚他们是无德无能当此重任的；而在那些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中，只有曾多次被他称赞为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邓小平是最理想的人选。就在这时，邓小平的第二封信通过江西省委转中央办公厅再转到毛泽东手中。8月14日，毛泽东就对邓小平的来信作了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⑤毛泽东还转请周恩来阅此信后，交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央各领导人。对此，美国学者张大卫曾客观地评价说：邓小平的信，显然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准备结束文化大革命，以使国家得到极其需要的安定，使中央领导达到高度的团结。1972年2月的尼克松访华，对苏—中和苏—美关系都是一件新的令人棘手的事。毛泽东需要最有能力和最有经验的人来同美国和苏联人打交道。在周恩来生病的情况下，没有人比邓小平更能为毛泽东、周恩来和军队所接受，以便实施有效的中央领导。毛泽东非常清楚，江青派既无经验，又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大多数人的怨恨。经验丰富的叶剑英元帅是一位稳健、有能力并且能为各派所接受的潜在接班人，可惜他年纪太大了。在毛泽东、周恩来选择接班人的考虑中，候选人过去在军队、党和政府中的丰富经验是关键因素。从全国考虑，周恩来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不可避免地使邓小平较早恢复工作。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