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前后革命实践的几则史实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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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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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5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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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艰难曲折,内容极其丰富。这里仅就这一段《毛泽东年谱》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对一些史实作些辨析。

      关于中央“九月来信”指示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说法和一个疑问。两种说法,一是认为,中央“九月来信”指示是根据陈毅全面的客观的汇报而起草的;二是认为,“九月来信”是周恩来主持由陈毅起草的,起草出来后连“一个字都没有改”,似乎就是陈毅的著作。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够全面,不能如是说。这在《毛泽东年谱》中已经说清楚了,只是因为年谱的体例所限,写的不够集中而已。一个疑问是,中央从“二月来信”指示“分散红军”到正确解决红四军党内问题的“九月来信”指示,是如何转变的?

      我们研究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当时的中央会议记录,认为第一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毛泽东年谱》专门写了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的一条,这是陈毅还没有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前13天的事,而且分析得比较中肯,提出的问题比较客观。

      为什么陈毅未到中央,中央就讨论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呢?这是因为红四军党的七大开完后,7月9日,陈毅以“前委书记”署名,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随报告送去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案和党内争论文件等(这里包括毛泽东6月14日《给林彪的信》和刘安恭等的信件),“皆关系四军重要问题,请中央详加指示”。这个报告、决议和争论文件是由中共福建省委秘密交通及时送到中央的。

      8月21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对红四军党的七大提出批评。认为:大敌当前,红四军党的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肯定地方武装与红军同时扩大的意见和红四军暂不设军委的决定是正确的。这封指示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总结的红军三大任务的观点。明确指出红军中的党,“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红军中“党的书记当然更要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党的一切工作一切事务一切问题都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红军“绝对不容许有此种倾向之生长”。这封信虽然未能及时传到红四军前委,但完全可以说,是中央“九月来信”指示的基础。

      那么,中央“九月来信”稿是谁起草的?这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作出明确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讨论起草,由周恩来召集;拟出决议初稿到政治局讨论通过。周恩来召集三人起草委员会讨论“决议”的起草工作,具体如何讨论的还没找到原始材料,陈毅传记组的同志撰文说,委员会至少有三次讨论审议“决议”的草案。最后,由召集人周恩来审定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从上述情况看来,中央“九月来信”指示是中央三人委员会以中央八月指示信为基础起草的,是周恩来召集三人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审议由陈毅执笔而成稿的,最后经周恩来审定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当然,这里有许多陈毅的思想,但主要的思想是中央的,而不是主要以陈毅向中央的汇报为基础,更不能说是陈毅起草出来“一字未改”的个人著作。

      那末,中央“二月来信”到“九月来信”指示是如何转变的呢?笔者以为中央“二月来信”主要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国民党第三次“会剿”红军所致。因而在蒋桂军阀战争爆发后,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周恩来起草的致毛泽东、朱德转中共红四军前委全体同志的指示信,开始认识到“二月来信”的不对。

      到了6月上旬,中央收到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写的4月5日的复信,经过认真讨论,开始了比较彻底的转变。在6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列举毛泽东提出红军不能分散的四条理由,并联系自己的感受作了长篇发言,把问题说清了。明确提出:“现不仅应主张集中而且应扩大,从各方面看,过去分散的策略不适用,尤其是在中国,当然所谓集中也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集中。”李立三发言完全同意周恩来关于红军不能分散的意见。

      6月底7月初,中共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总结了贯彻中共六大路线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中对红军斗争问题指出:“策略问题,中央以前曾提出‘分开以深入农民群众’的路线,因为客观政治形势的发展与农村斗争的激烈和红军组织的成分等的条件,以前的决定的原则的确不是适合的,所以现在改变为‘集中游击以发动群众’的策略。”并且在《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中还特别讲到:“对于红军尤其是朱毛及游击队的工作,还少有具体的计划与指导,这些缺点在以后中央的工作中,都需要努力纠正。”

      由此看来,中央发出“二月来信”指示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由逐步转变到比较完全的转变,并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较自觉地作出了总结。

      去闽西特委问题

      对于红四军党的七大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做指导工作的问题,有些书籍说,毛泽东是生肺结核病去闽西休养的。其实不然。据当时同去闽西的曾志等同志讲,毛泽东去闽西时没有病,他生病是在到闽西工作以后的事。

      年谱写了在闽西蛟洋开过一次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毛泽东离开主要领导岗位,红四军实际上失去了政治领导中心,故这次会议是在蛟洋毛泽东住处开的。这次会议讨论两个问题,其一讨论对付闽、粤、赣三省敌军“会剿”问题,其二讨论前委派人去中央汇报情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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