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苑 内容提要 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岛一隅后，为安身立命计，更加强化了“情治”工作。一是通过整饬，建立了便于运作的“情治”机构，打破了延续至台的派系纷争。二是完善侍卫制度，使“太上”“情治”职能再度强化。三是窥测风云，不断调整和变换活动手法：实施戒严法，派遣武装“情治”人员袭扰大陆，发展“敌后武力”，培养“情报细胞”……随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缓和，台湾“情治”工作仍将发挥应有的耳目作用。在严密控制岛内局势的同时，将可能在客观上为两岸统一做些善事。 前两年，笔者曾就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期间的“情治”问题写过两篇拙文，（见人民大学复印中心《中国现代史》1991年第3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与特务政治》、1993年第9期《试论抗战时期蒋介石特务政治的客观影响》），总觉意犹未尽。尤其是国民党偏居台岛一隅后的这方面情况，更觉有补白的必要。本文拟就国民党自大陆撤退至台湾后直到80年代中后期“政治革新”之前的“情治”状况作一管窥，以飨读者。 （一） 1949年1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退至台湾。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解体。由“军统”演变成的“国防部保密局”和由“中统”演变成的“内政部调查局”等“情治”系统也随之覆灭，余部一起逃亡台湾。“这些特工一向舒展筋骨惯了，来到台湾也不甘安于闲散，随时都有一展身手的欲望”①。更为严峻的是，“情治”系统鱼龙混杂，良莠并存，一时难辨忠逆，无法信任，因此，必须来一番整肃。1950年初，蒋介石在退台后的第一次总理纪念周集会上称：要虚心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进行改造。为确保“改造”顺利进行，决定整顿“情治”机构，清理门户，建成一支“强有力”的“情治”队伍，以旋转乾坤。 首先，建立了便于运作的组织机制。退台前，即1949年7月，蒋介石曾在高雄召开秘密会议，为安身立命，决定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由唐纵任召集人，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②。不久，这个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蒋经国任主任。别小看这只是一个“组”，举凡一切党政军“情治”机构，统归其管辖指挥。其下设的保安处，实际等于当年保密局的权限，可见当时蒋经国的权力之大，连当年的戴笠亦难望其项背。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当天就指令成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简称“台情会”，彭孟缉为主任委员，负责协调指挥党政军宪特各“情治”机构。“台情会”由各情治单位派出高级人员组成，全部人马须重新造册登记换证，方可开展情治活动。不久，“台情会”便被“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接管。蒋经国掌握了统制各派情治机构的权力后，即大刀阔斧重新调整和排列各情治单位的秩序。大体是：“内政部调查局”以岛内社会调查、防治经济犯罪、贪污、漏税为主；“国防部保密局”以对大陆的情报搜集和建立特务网为主；其他单位以防共、防岛内暴乱的调查与防治为主。此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社会、海外、文化、青年等各项工作委员会，也都委以“特勤任务”，扮演协调情治系统的角色。 1954年3月，蒋介石就任国民党第二届“总统”之后，授意设立“国家安全会议”，并亲任主席。为掩人耳目，让顾祝同任挂名秘书长，由蒋经国任副秘书长，负实际责任。该组织下辖“国家安全局”和“国家动员局”，这样，国家安全会议实际变成了制度化了的“太上‘情治’指挥机构”，蒋经国也实际成了特工共戴的魁首。其权力迅速膨胀，大有喝一声水即刻成冰之势。由于国家安全局的主要班底就是过去的保密局残余，因此，安全局组建后，国防部保密局遂于1955年3月1日改为“国防部情报局”，仍由毛人凤任局长。 1985年7月1日，“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70年代初赖名汤当参谋总长时组建）合并而为“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第一任局长由汪希苓担任，后因“江南案”而受囚，现任局长为黄世忠。为便于驾驭，以确保机密度极高的情报组织之绝对安全，因而父子相承、夫妻相随等情况特别明显。据称，军事情报局内的“父子档”、“夫妻档”、“兄弟档”、“亲朋档”为一切机构之冠。 其次，打破了由大陆延续至台的派系纷争。大陆时代“情治”系统内部背景纷繁、派系倾轧、权力争斗的恶习仍沿袭至台，来自CC系、政学系、孔宋系、上海财团等各山头的大大小小特工人员之间的权力冲突非但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明显加剧，相互争斗的闹剧层出不穷。整顿中，冲击最大的是解除了以陈果夫、陈立夫为代表的CC系的实权。CC系主持国民党党务系统长达20多年。它权力膨胀，树敌甚多，退台后，仍欲掌握党权，岂有不遭烹之理。二陈被迫退出政界。CC派的颓败，的确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应。在“忠于党国”、“忠于领袖”的喧嚣声中，各派系土崩瓦解。仅以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例，第六届全部中央执、监委员589人中，除6人死亡和296人迁台后“归队”外，其余均被开除党籍。更有甚者，如堂堂代总统李宗仁亦只能亡命海外。其情同手足的白崇禧被视为“人质”滞留岛上，只要李宗仁在海外稍有微词，“小诸葛”便会在台岛遭“敲打”，连家也曾被翻抄。直到1965年7月李宗仁回归大陆，白崇禧不仅未获“解脱”，反而于次年12月2日无疾而终，成为一则耐人寻味的历史之谜。至于长期握有重兵的何应钦，此时也只能当什么“道德重整会”的专家。素有山西土皇帝之称的大陆最后一任行政院长阎锡山景况更遭，被逐至台北郊外一山上写“反共”理论文章去了。一些私蓄较丰的党国要人，则“自己放逐自己”，纷纷远走他乡。如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则滞留香港等等。为防止任何人或任何部门权力过度膨胀，对党政系统实行了“人事制衡”，相互牵制；在军队系统建立“任期制”，使将领不能拥兵自重；对“情治”系统，格外赋予监控党政军系统的特权。这样，就奠定了蒋经国的权力基础，为最终建立起蒋氏父子为核心的权力结构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