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爆发至今，已整整58个年头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漫长的八年抗战，既有战场上的腥风血雨，又有外交上的尖锐斗争。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和斗争，曲折、复杂，时受国际国内斗争的制约而波澜起伏。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侧重于寻求国际干预，扼制日军侵略，和平解决争端。各帝国主义国家也围绕自身的利益，纷纷在国际舞台上登台亮相。 一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南京国民政府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加紧军事部署，调兵遣将作好应战准备；一方面在外交上左右出击，既力求通过与日直接交涉，和平解决争端，又对欧美各国作外交试探，以图推动国际社会对日施加压力，迫使东京政府停止侵华政策。 国民政府外交部先后向日本驻华使馆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军“立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并“立即撤回原防”，“立谋和平解决，藉免事态扩大”，中国方面保留就该事件作进一步反应的权利①。7月8日，冀察地方当局与日方代表经协商决定停止军事行动，各回原防，卢沟桥仍由中国驻军防守②。但日军违反协议，不但拒绝将军队撤回原驻防地，而且继续炮击宛平城。10日，中国外长王宠惠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书面抗议。这时，日本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向华北增兵，但又声称日本“坚持不扩大局面当地解决的方针，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并责成中国通过深刻“反省”使事态“圆满解决”③；同时警告中国政府勿对日本与华北地方当局之间的“现地解决”方针干扰④。日本的目的是企图通过和平劝诱与武力恫吓交叉运用的惯用伎俩迫使中国屈服。 这样，南方国民政府便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听凭日本压迫冀察地方当局接受其苛刻条件，在“不扩大”和“现地解决”的幌子下承认日本对华北的控制；要么决心准备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较量。12日，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军政首脑会议商量对策。国民政府外交部也发表严正声明：中国主张和平解决事端，但因日方缺乏和平诚意，且作大规模之军事行动，而使事态日趋严重，“其责任自应由日方负之”⑤，并通知日方，与华北当局的任何“现地解决”的协议、协定须经中国中央政府承认才能有效⑥。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指出：日本侵华蓄谋已久，“和平已非轻意可以求得”，中日间是和是战，“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而定。中国对和平解决事端的最低限度是：“（一）任何解决不得损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域，不能受任何约束”；如日方拒绝接受和平解决事端的最低限度要求，那么和平就到了“绝望时期”，中国便进入了“牺牲一切”的“最后关头”⑦。但国民政府此时仍希望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并将解决卢事备忘录一件送交日驻华使馆，建议双方确定一日期同时停止军事行动，部队各回原防，中方愿继续谋求外交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且愿按国际公法及有关条约接受国际调停。日方对中国方面的和平呼吁根本不予理睬，并威胁说：“南京政府倘不翻然醒悟，解决时局将全然无望”，日军参谋本部也同时作出以武力解决事变的决定⑧。南京国民政府企图通过与日直接接触和平解决争端的愿望至此完全落空。 二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国民政府不得不求助于欧美各国，于是便开展多元外交，希望国际社会进行干预，迅速制止日本侵略。蒋介石对此曾满怀信心，认为平津“国际关系复杂”，一旦日军在华北重启战端，而我又能“抗战到底，……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重视不理”⑨。 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南京国民政府就指示中国驻各国使节探询所在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以期抓住时机，分化欧美各国与日本的关系，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国际社会虽然在口头上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现出普遍的同情，却又不愿对日本的侵略政策作出强硬的扼制，这同30年代中叶国际形势的恶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欧洲，德、意法西斯疯狂扩军备战，严重威胁相邻国家，并建立了柏林——罗马轴心关系。在远东，日本法西斯在所谓“根本国策”指导下，加紧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扩张。1936年11月，日、德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随后，意大利也参加其行列。欧亚法西斯势力的携手联合，使全球战争气氛更趋严重，使欧美各国为自身安全而忧心忡忡。英、法在远东太平洋地区有着广大的殖民地和重要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担心日本逞雄远东会损害其海外利益，因此希望并愿意推动中日和平解决纷争。但在欧洲局势动荡不安，本土生存面临危机时刻，它们自然不会在中日问题上倾注过多精力，反而担心对日本侵华采取强硬立场，会遭致新的麻烦。同样，德、日反共声势的进一步扩张，也成为苏联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为了不致在将来陷于腹背受敌，东西夹击的窘境，苏联也尽力避免与日本发生纠葛。美国则刚刚走出30年代初的经济萧条，如何医治经济危机留下的重创，淡化了这个国家对卷入国际纷争的愿望，孤立主义笼罩了整个美国。1935-1937年，美国国会先后三次通过中立法案，这成为美国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法律依据。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美国的海外投资集中在欧洲，即使在远东，日本又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相对而言，它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则极为微小⑩。此外，以日本为前哨，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传统政策还在影响着白宫。这样，美国对于中国政府要求它与英、法联合斡旋中日关系的呼声，当然就不可能积极反响。 英、美等国对远东紧张局势各有所谋，心怀鬼胎，谨小慎微，这在事实上纵容了日本的侵略，从而使中国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对日直接交涉中处于劣势。 7月26日，日军占领廊坊，并向二十九军宋哲元发出最后通谍：要求驻防在八宝山、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必须在27日午前撤至长辛店，北平市内的中国军队须于28日午前撤出，否则日军“将不得不采取单独行动”(11)。27日，日军在北平外围发起攻击。28日夜，宋哲元率部逃离北平，退往保定方向。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29日，蒋介石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在此国家存亡绝续之际，“政府有保卫领土主权与人民之责”，惟有“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决无妥协与屈服之理。(12)”自此，中日战争在华北各地全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