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夕，南京国民政府究竟有无抗战准备，这些准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史学界目前还存有很大分歧。本人根据现有资料撰成此文，以期引玉之效。 一 国民政府抗日准备的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国难当头。朝野各界对于不堪一击的中国国防提出严厉批评，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切实备战，加强国防建设，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迫于形势，从1932年起，命令军事委员会陆续制定了《中国北部（黄河迤北）防御方案》（1932年11月）、《华北海防计划纲要》（1933年1月28日）、《中部国防建设计划》（1934年）、《南京方面之防御方案》（1934年）等国防计划大纲。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集中兵力进攻共产党、“围剿”工农红军，因此其国防计划不过是纸上谈兵，除对要塞作些修整外，其余“均付搁置”①，并未付诸实施。 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愈来愈多的政治力量不满于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推动并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考虑制定新的政策。从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国民党政策的重心逐渐由对内转向对外、由“剿共”转向抗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国民党正式提出了“国防建设”一词。大会通过的20多个提案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着眼于或者涉及到加强国防设施、准备抗战的问题，如《请积极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青年党员应急施军事训练案》、《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路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西北国防之经济建筑案》、《提请在困难严重时期应集中一切力量充实国防建设案》等均属于此。随着国民党内外政策的转变，其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抗日准备工作，遂在百般艰难中起步。 二 政治方面的抗日准备 消除国共两党的敌对状态，实现中国国内的团结统一，这是抗日御侮、救亡图存的前提。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为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作了一定的努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的，建立国共之间的联系却是蒋介石首先进行的。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在共产党的军事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通过谈判用“和平收编”的办法来解决长期困扰他的“赤祸”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以此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的支持。当时蒋介石认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表明中共已走到“日暮途穷的绝境”，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即在不放弃军事进攻的同时，通过谈判来“收编”红军。 从1935年秋冬开始，蒋介石“一面着手对苏联交涉，一面亦着手解决中共问题”②。12月19日，蒋介石亲自对苏联大使鲍格莫托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高兴。”次年1月22日，蒋介石又进一步表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③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国内外通过三条渠道寻找共产党进行秘密接触。一是派陈立夫主持，由曾养甫、谌小岑出面，通过翦伯赞、吕振羽与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及以长江局代表名义去的张子华（化名黄君，实为上海的中共代表）谈判。此后，张子华数次往来于南京、西安、陕北之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二是通过宋庆龄、宋子文派以牧师身份活动的中共党员董健吾秘密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转达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毛泽东表示“愿同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让董健吾带回了共产党关于谈判的五项原则。三是令驻苏武官邓文仪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谈判。王明指派潘汉年先在莫斯科同邓文仪谈判，潘又于1936年7月回国在南京与陈立夫等人直接谈判。这样，国共两党经过近10年的分裂之后，再次坐在一起就合作抗日问题展开讨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幕由此拉开。这次国共两党间近一年的秘密接触虽然没有结果，但它为日后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一定程度上作了准备。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抗日御侮的政治基础因此奠定。 三 经济方面的抗日准备 近代中国国难严重，民生凋敝，工业基础薄弱，交通建设落后，财政也不统一。因此加强经济建设，统一全国财政，以改变中国财政经济的落后混乱局面，奠定长期抗战的物质技术基础，就成了中国抗日御侮、救亡图存的基本工作。抗日战争前夕，国民政府在这些方面作出了较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这一阶段里国民政府的一般经济建设在以后抗战中起到了支持抗日的作用，尤其在1935年以后的部分建设工作就是直接准备抗日的。 （一） 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1935年4月，蒋介石在贵阳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尽人力、开地利、均供求、畅流通”、“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为最终目标，“以振兴农业、改变农产、保护矿业、开发矿产、扶助工商、调节劳资、开辟道路、发展交通、调整金融、促进实业为宗旨”，进行经济建设。同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决议设置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以从事于建设方案之研讨及实际材料之搜集。12月4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指出“此实救亡图存根本大计”，从而较为明确地把经济建设同抗日救亡联系起来。该《大纲》制定了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原则，由中央、省、县各依照实施，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遂在全国展开。这个运动使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国防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工业方面，若以1926年净生产指数为100，1936年便达到186.1。农业方面，1936年产值约为1989万元，比1935年增加5.9%，比1934年增加16.1%。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