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1927年期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举起了反帝反封的旗帜，第一次在中国进行以革命武装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战争。但是，大革命中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蒋介石独吞，掌握了中国的最高统治权；而与国民党合作，共同进行北伐英勇作战的共产党，则由合作者成为蒋介石蓄意消灭的“匪患”。回顾这段令人痛心的历史，过去我们总是自责共产党放弃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军事武装。本文认为，自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之日起，共产党就没有掌握领导权，只是在统一战线中的局部，一些具体部门负责，当蒋介石势力范围不断扩大，进而扫除共产党仅有的部分权力时，共产党才意识到应当争夺领导权。但是，因为没有掌握军队而显得夺权的实力不足。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正是共产国际直接干预国共合作，执行倾斜政策造成的。 一 国共合作中，国共两党本应该处于平等地位，因为，只有平等地位的合作才能够顺利进行。但是，共产国际面对中国的现存政治与政党，特别是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与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之间，不是一视同仁，摆平关系，而是向国民党倾斜。这种倾斜政策的产生，是当时共产国际在东方的一项战略决策，它是与苏联的对外政策相一致的，亦即维护苏联的自身利益的结果。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建立了与列宁及苏维埃政府的友好关系，多次在国内会见共产国际代表，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必定会在中国产生反响，为中国树立了一国如何防御外国侵略和摆脱不公正枷锁的榜样。孙中山在苏俄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在中国出现了共产党的政治氛围中，重新开始追求一条救国之路，果断地抛弃了依靠军阀的政策，而转向在对外方面联俄。因为，在孙中山看来，苏俄采取的新经济政策与他的民生主义原则相符。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把他在中国了解到的孙中山、共产党等全部有关中国的事情，汇报给莫斯科。于是，产生了既是共产国际又等于苏联政府与孙中山签订的《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整个签订过程中没有让中国共产党知道。显然，共产国际及苏联政府是寄希望于国民党的。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个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民族意识很强，而且其中有些还是深通马克思主义的，国民党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中共党员应该老老实实到那里去学习民族自觉。”①马林把他所建议、共产国际同意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转给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从排斥一切党派到愿意与国民党合作，从主张“党外合作”到决定“党内合作”的转变过程”。②这个国共合作，如陈独秀所说，“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的不赞同意见。”③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中的错误理论，对于年青的共产党自身来说是很难排除的，如共产党的“三大宣言”，是陈独秀起草的，渐已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思想，“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等等”。④必须注意，这时的国民党还未改组，而说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袖，实际等于承认资产阶级的政党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这种理论上的认识，当它变成行动时，后果将造成共产党依赖国民党，让权给国民党。这就是，共产国际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和作用。 孙中山的国民党当时并不象共产国际所估计的情况那样，它虽曾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党纲，但不甚注意对民众解释他的主张，对于时局也不曾发表过最切近而具体的要求，且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人员复杂，他的中上层干部差不多都是一些腐化堕落投机取巧的政客。可以说，当时的国民党只是个复杂松散的政治联盟，全无战斗力。孙中山力排老右派的反对，决心“建立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党；开办军官学校，培训一支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⑤孙中山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境内可以帮助他改组国民党的只有共产党，在世界上能够帮助他建立军队的只有苏俄。所以，孙中山通过《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公开揭示了联俄的政策，这就标志着国民党需要共产国际来推动共产党去帮助它。孙中山对共产党方面的人才很钦佩，很想重用，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等。但孙中山向来主张“党内合作”，由国民党来容纳共产党，使之只有国民党，何有于共产党？用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作法，来挽救正在堕落腐败的国民党。孙中山还认为联俄政策，只能使苏俄的援助给国民党而不是给共产党。通过国民党的组织来容纳共产党员，这是一种极为特殊形式的国共合作。在建立一支国民党的军队方面，孙中山挑选了他较为信任的蒋介石担任校长，所以，在军事方面国共合作开始时，国民党就控制了绝大部分权力。国民党容共的思想，以后被蒋介石所利用，并不断地加以歪曲，导致反共。 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双方内部的反对情绪很难消除，特别是国民党内部，孙中山在世时反对派感到惧怕，等到孙中山逝世后，反对派愈加猖狂。但是，在共产党内部，组织纪律性是国民党不能比的，绝大多数的党员认为，只要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命令，每个党员都要自觉执行。国共合作对于双方无疑都带来了利益，共产党希望通过合法公开的国民党组织，恢复和开展工农运动，使党的工作出现新的局面，而国民党吸收了大批的共产党员，能够避免它在堕落中死亡。当时的中国，只有国共合作才能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进。在世界上，中国作为苏俄在远东的朋友，只有实现国共合作才能是共产国际要求下的中国革命。共产国际由于重视孙中山的国民党，从人力、物力上源源不断地援助国民党，如苏联政府拨给黄埔军校二百万元现款作为开办费，并从海参崴无代价地分批运来各种枪械。共产国际认为，加强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就是加强中国革命的力量。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总是以苏俄革命胜利的经验为理论，教条地指导中国革命。然而，却不能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当时的社会具体情况。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落后于实际，根本没有预料到革命高潮的到来。当工农运动迅速发展时，还十分错误地认为共产党目前只能是长期发动群众，等到武装夺取政权时机成熟时，再去掌握武装。结果，蒋介石用手中掌握的武装力量，选择有利时机，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共产国际认为，“这次事件不仅没有削弱苏联同领导北伐的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反而大大增强了合作。革命仍在继续，但必须为其不断发展作准备。只有加强国民党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这将尤其需要中共作出重大的让步。”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并非不主张反击，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⑦并且进一步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⑧但未被共产国际接受。“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在统一战线中篡夺军权的第一步。面对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竟同蒋介石妥协，接受了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于是，蒋介石又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竟肯定了“整理党务案”。所以陈独秀也只能是推行“整理党务案”，致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停止工作，其职务被国民党右派所代替，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在国民党中央占了绝对优势。在北伐战争前，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而共产党仅有的一部分党权、军权被剥夺净尽了。这表明，国共合作中，共产党与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不是平等的，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去服从它，而共产国际也是这样要求中国共产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