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下简称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必须坚持全面考察，既要充分肯定他们积极推动、支持、参加运动的巨大贡献，也要恰如其分地指出其在运动中的消极影响。基于此，个人陋见，对五四运动中的民主派的评价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特在此提出几点粗浅意见，请史学界同仁教正。 （一） 关于民主派同五四运动准备阶段的关系，有学者提出，五四运动的“思想主题”是“人民要求当国家的主人”，实质是在民主派宣传的“人民是民国的主人”即“全民政治”的“新理想”“影响下出现的”；“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实际是五四运动的促发者”，他同“掀起五四运动”的“北大革新团体”国民社、新潮社等有着“内在的团体领导关系”①。个人认为以上所论不符合历史实际。 其一，五四运动的思想主题不是“人民要求当国家的主人”，而是反帝救亡。罗家伦在五四游行中散发的传单中提出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迅速作为运动的纲领性口号风行全国；陈独秀1919年11月指出，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爱国心之觉悟——国民自保及民族自决之精神最为普遍”②，都是明显例证。因此，五四运动才动员、吸引了除一小撮亲日派军阀政客资本家以外的社会各阶层。不只包括“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三个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包括了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旧派人物康有为、个别军阀吴佩孚、中国巴黎和会代表团成员顾维钧乃至社会最落后的城市游民中的流氓妓女等各个方面的爱国者。 当然，反帝救亡的思想主题同民主派宣传的“人民是民国的主人”是内在一致的。实际上五四时期反帝救亡斗争每深入一步，都是人民民主的扩大和深入，反对来人民民主的观念又构成了推动五四反帝救亡斗争深入发动的思想动力。但两者相比，还是反帝救亡居于首位，因为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民主的最大压迫者和破坏者。况且民主派宣传的“人民是民国的主人”，虽然有中国全体民众享受民主的良好愿望和理论意义，但却始终以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愿为主体为基点。这就决定了民主派的“人民是民国的主人”的宣传，不能对五四运动中广大的工人及小资产阶级大众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更谈不上吸引各类旧派及落后阶层的人们。称之为五四运动的“思想主题”，显然评价过高。 其二，称蔡元培是五四运动的促发者也有待斟酌。的确，蔡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改造旧北大，构成了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重要基础，五四前夕也是蔡把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通报爱国学生的。但前者对运动的促发作用是间接的，后者对运动的促发作用是有限的，而运动的发展在很大限度上是违背蔡的意愿的。因为蔡一贯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持保留态度，尤其反对学生的越轨行动。他说，“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的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扯学校”③。他明确学生救国之“根本要图，还在学术”。基于这些思想，他对被称为五四运动预演的1918年5月21日北大学生参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学生示威斗争曾予“力阻”，随即为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他5月10日离京南下，客观上促成运动增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控制北大的“挽蔡”斗争，但他南下的重要主观因素之一是“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他在辞呈中也说，北大学生“以爱国热情，激而为骚扰之举动，约束无方”，关切理解之余，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运动高潮后，蔡更强调提出，学生罢课的功效与损失比较起来，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今后“前程远大的学生，要彻底觉悟，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④。 蔡元培既关心爱护学生，又不赞同学生的罢课斗争及激烈行动，两者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它们从不同侧面表现了蔡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既积极支持五四运动，又恐运动过分激烈引起军阀摧残北大这个新文化的摇篮。这种种考虑自然是出于蔡为救国长远大计鼓励学生专心向学的良苦用心。但客观上却大不利于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因为不难设想，没有学生的罢课及其激烈斗争，五四运动会是什么规模和结局。 蔡元培对国民社、新潮社有“内在的团体领导关系”的结论，也似难成立。新潮社一直主要是师承《新青年》。五四前《新潮》杂志大力倡导伦理革命、文学革命、戏剧改良，基本上是《新青年》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新潮》主干罗家伦、傅斯年是继李大钊之后中国青年一代中最早热烈欢呼俄国十月革命、最早倡导中国学习朝鲜三一运动奋起反抗中国黑暗统治的佼佼者⑤。这些都很难说是受蔡元培“内在的团体领导”的结果。五四运动时期的罗家伦、傅斯年对民主派的看法，是颇不以为然的。纪念五四一周年时，罗家伦就说过，“在民国成立以前，民党确乎是一部分的‘民’，所以，民听到了，都起来表同情。”民国以后成立的‘民党’”，却“离开了‘民’”，故“终究不能不归于失败”⑥。傅斯年后来一再强调五四运动的内幕就是无内幕，也表达了同一意见。 国民杂志社是北大等各校进步学生组成的学生救国会为办《国民》杂志而成立的，自发起时就“立志不依靠任何人，完全自己办杂志，也不沾染任何一个党派”。他们不仅与蔡元培联系频繁，还聘请李大钊为导师，与著名报人邵飘萍关系也很密切。国民社的反帝爱国政治色彩很浓，公开把“提倡国货”列为四大宗旨之一。而蔡元培却对国民社“提两点要求：1、社址不要设在北大；2、不要把爱国会的名义搞出来”⑦。蔡所以如此，固然与他当时“有些倾向无政府主义有关”，但也显然与他一贯主张学生不要在校内谈政治有关。这表明蔡元培与国民杂志社的政治倾向是有一定差距的。断言蔡对国民社有“内在的团体领导关系”的根据不足。 为说明蔡元培是五四运动的促发者，有学者还称陈独秀是在蔡“重用和帮助下”才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陈“积极支持并参加爱国运动”，“很有益于扩大国民党在北方的政治影响”；李大钊“进北大后，努力传播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支持、鼓动学生爱国运动”也“极益于扩大国民党在北方的政治影响”。这都有悖历史实际。众所周知，陈独秀从1915年创办《新青年》起，就以新文化运动旗手和主将的身份彪炳于世，他支持参加爱国运动与扩大国民党在北方的影响毫无关系。李大钊更是从1918年底就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也与国民党在北方的影响无关。当然，这绝不是否认陈、李受过蔡元培的帮助，只是强调指出，陈、李都有自己独立的有别于蔡元培等民主派的政治立场。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李和陈都比蔡表现得更加坚决和勇猛。正如前辈学者李平心先生所说的，“在五四运动中，他（指蔡元培——引者）不是正面冲锋陷阵的主将，而是侧面策应掩护大军的护法”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