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当局出于“一党专制”的集权政治需要，倾其所能对新闻出版界严加控制。在舆论管理上的专制，国民党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国民党及其南京国民政府的精神本质。 一、思想一律的指导精神 寻求言论一律，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始终如一的舆论指导精神。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国民党就公开宣称“惟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途径”，强调意识形态对于中国走出贫穷积弱状况的必要性，并声言“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①。作为国民党首脑的蒋介石，更是大肆宣扬专制集权的政治思想。循着一种传统的政治思维方式，蒋介石把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政治混乱状态，归因于“思想的纷杂”致使中国人无所适从，无法确定究竟哪一种体制最适合中国国情。据此，蒋认为统一全国的思想是当务之急。他提出：“拿三民主义来做中心思想，才能统一中国，建设中国；如果中国各派的思想不能统一，中国的建设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思想之统一，比什么事情都要紧”；“要确定总理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②。国民党不仅把三民主义作为衡量一切思想意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甚至以“违反三民主义的理论为反动与腐朽思想标准”③。作为这种思想意识的具体表现，1928年10月由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纲领》中规定，在必要时，国民党可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1937年，国民政府又在《民众读物改进方法案》中规定，思想必须一元化，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④。这种“思想统治”的意识，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思想箝制的根本精神。 抗战爆发后，在全国舆论界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曾在舆论控制上有所松动。但这只是权宜之计。1938年以后，在“战时需要”、“齐一思想”的借口下，国民党又重新强调对于舆论箝制的指导思想。他们认为，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其中认识正确、动机纯洁者固多，而言论幼稚、主张怪诞者，亦不为少。若而刊物，率多在我对日作战掩护之下，或则抨击政府、妄作主张；或则厚诬本党以十年来均未一行主义；光怪陆离，不一而足。”“横流所及，遂使民众有无所适从之感，敌人得施其挑拨离间之谋，既以破坏民族之阵线，复以影响抗战之前途。而此种幼稚危险之宣传，倘令蔓延，不加纠正，尤足使一般青年政治斗争之意识超于民族斗争的意识之上，是其为害，宁不甚烈。”再一次呼吁：“行动应宜统一，理论尤贵一致”⑤。其后，在1939年3月12日公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国民党老调重弹，认为“抗战以来，全国之思想与言论，在根本上虽已形成统一，而枝叶上纷歧，仍所在多有，若任其杂然并存，势必导民志于纷歧，贻战事以不利”，并将“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列为对国民“精神之改造”的重要方面⑥。1940年3月23日，蒋介石在对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科第一期毕业生讲演时提出，新闻界必须“处处遵守抗战建国纲领，时时不忘国家至上民族至上。”⑦显然，强求言论一律的精神是不言自明的。 1943年3月，在蒋介石授意下，由蒋介石署名、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中国之命运》出版，从理论上完备了国民党专制政治的思想体系。蒋介石在书中公开反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越出了“法定的界限”。所以，“中华民族要结成坚固石头一样的国防的组织体，则个人不能享有象一片散沙一样的‘自由’，是不待言的”。因此，他提出的“建国方略”的最主要工作首先是搞好“心理建设”，民众“只须遵循主义，按着方略，顺着成功的路线，穷理致知，实践力行”，“自必能达到最后的成功”。目的是要使民众在心理上潜意识上完全接受政治专制和思想统制。 由此可见，强调思想禁锢，是国民党及其政府实行专制政治的必然要求，思想禁锢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实行言论一律的文化专制主义。正是在言论一律的精神指导下，国民党及其政府为舆论管理涂上了一层浓重的“党化”色彩。 二、“党化”舆论的管理方针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高于一切的原则，就必然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意志高悬于传播意识形态的舆论界。于是，颇具文化专制特征的“党化”舆论的管理方针，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出台，伴随了国民党在大陆22年的统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及对红军的作战，国民党在控制舆论方面尚无系统政策，只是临时制定了一些单行条例。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中，第一次明确了“党化”舆论的管理方针：三民主义理论及国民党政纲是舆论界的最高原则。该《条例》认定的审查标准是：“一、总理遗教；二、本党主义；三、本党政纲政策；四、本党决议案；五、本党现行法令；六、其他一切经中央认可之党务政治记载。”这些标准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国民党“党化”舆论的企图。而其所认定的“反动宣传品”则是：“一、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二、宣传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主义而攻击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者；三、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者；四、挑拨离间分化本党者；五、妄造谣言以淆乱视听者。”⑧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利用法律推行一个政党的理论，而把其他所有的政党及思想视为非法的新闻法规。 为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出台了大量有关新闻出版的法令、法规。从1927年到抗战前夕，这类法令法规主要有《检查新闻条规》（1928年）、《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年1月10日）、《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1929年6月22日）、《出版条例原则》（1929年8月23日）、《出版法》（1930年3月17日）、《出版法施行细则》（1930年5月）、《宣传品审查标准》（1932年11月24日）、《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1933年9月25日）、《党报及与党有关报纸审查标准》、《查禁反动刊物令》、《新闻检查标准》（1933年1月19日）、《新闻禁载标准》（1933年10月5日）、《取缔不良小报暂行办法》（1933年10月25日）、《查禁普罗文艺密令》（1933年10月30日）、《新闻报纸在检查期间不服检查之处分办法》（1934年2月21日）、《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34年6月9日）、《检查新闻办法大纲》（1934年8月9日）、《审查取缔大小日报标准》（1935年5月27日）、《取缔刊登军事新闻及广告暂行办法》（1935年6月10日）、《取缔发售业经查禁出版品办法》、《取缔印刷业规则》、《关于法院制裁新闻纸杂志社编辑人及发行人》、《民营广播无线电台暂行取缔规则》等等。这些法令法规有如一张铺天巨网，遮盖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舆论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