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在1927年至1949年这23年间，党在领导中国人民用革命的手段破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旧世界的同时也在建设新世界，在革命根据地（苏区、边区和解放区），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文化教育建设。①这些建设巩固了枪杆子打下的胜利果实，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也给革命战争的继续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援。根据地的建立和各项建设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根据地人民亲身感受到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白区人民也在黑暗的现实中看到了光明的未来。不仅如此，革命中的建设还从创造制度、培养人才以及物质基础和思想理论等方面为建国后的建设作了准备。因此，它的意义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角度看都是非常重要的。 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革命时期的建设问题并没有引起应有的足够的重视。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对革命中建设问题论述在份量和深度上都是很不充分的。现行的这类著作和教科书，就其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内容而论，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革命化”的革命史。近年来，革命时期的建设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部分党史、革命史学者的注意，并且在某些建设领域的研究上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对某一个或某几个建设领域的孤立研究不能从总体上充分反映出革命时期建设问题的地位、价值和意义。因此，本文将从总体上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设问题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并希望理论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的重心从革命方面转移到建设方面来。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设问题研究主要有哪些历史和现实的重大意义呢？ 首先，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领导的各种建设，不仅是历史的事实，而且是表现和反映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的历史事实。就是说它既是历史的本然，也是历史的必然。不了解革命中建设的地位和意义，就不可能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设问题是和旧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由此而决定的革命的独特道路密切相关的。旧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上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②这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包括三个方面：即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的辩证关系是：土地革命是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基础，是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武装斗争是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主要支柱，是中国革命的最高形式；而根据地建设则是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依托。可见，在体现“中国革命逻辑”的革命道路中内在地包含着建设的内容，而建设的内容又最能表现和反映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都不是中国革命的专利，唯有革命根据地建设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纵览古今，横观中外，无论是社会制度变迁还是王朝更迭，都是先打天下再治天下。中国共产党人独创的革命道路却一反古今中外先打天下再治天下的模式，而是边打天下边治天下，打下多少天下就治理多少天下，治理好已打下的天下再来支持打下更多乃至整个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革命正是在这种革命和建设、破和立、打天下和治天下的辩证运动推动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因此，不了解革命时期建设问题及其意义就不可能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把革命史“革命化”，既不能充分反映历史的本然，也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的必然。 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设是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准备和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时期的建设和建国后的建设在历史上和逻辑上的有机衔接，是中国新旧社会更替演进的独特优点。 革命时期的建设和建国后的建设无疑是有区别的。革命时期的建设是在革命战争和全国范围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根本改变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它的直接目的是支援革命战争，提高根据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且只能在革命战争容许的情况下，在根据地范围内进行的。它的目的是提高全体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革命时期的建设和建国后的建设在历史和逻辑上又具有内在的联系。革命时期的建设在当时并不是历史活动的重心，也不是全党的工作中心，但却是当时中国社会中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完全崭新的历史因素，它是生长着的新社会萌芽，是新世纪来临的破晓曙光。从某种意义上说，建国后的建设是革命时期的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国范围的继续和发展。能够将根据地的建设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相配合，这表明，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并日益自觉地遵照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历史的辩证法创造历史。他们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特有的伟大的首创精神，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这个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又是和科学社会主义（从局部到整体，从根据地到全国）的现实化过程紧密相连的。由此而导致的革命时期的建设和建国后的建设在历史和逻辑上的有机衔接，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更替演进的独特优点。现行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著作体系未能充分反映出这一特点。它们花费了不少笔墨论述总结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建设的经验教训，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设则点墨寥寥。这是对中国新旧社会更替的历史特点的漠视，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看都是有缺陷的。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设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源头所在，根据地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不复存在，但从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广泛起作用的现实因素。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上的全面斗争，由于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存在，又使这些斗争在某种程度上采取“红区”和“白区”两种社会制度对抗的形式。中国革命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根据地不仅是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依托，而且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发源地。毛泽东说过：“根据地政权是全国政权的雏形。”③我国现行的基本政治制度就是从这个“雏形”发展而来的。土地革命期间，许多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以工农兵代表大会为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适应变化了的阶级关系和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把工农民主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权，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在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抗日民主根据地逐步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并以和国统区参议会有本质区别的“三三制”参议会为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由此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历史。解放战争期间，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原来的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成为人民民主政权，组织形式也由“三三制”参议会变为人民代表会议。至此，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定型，并被庄严地载入《共同纲领》和历次宪法中。各个历史时期的根据地政权尽管名称各异情况有别，但都有下列共同点：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都实行民主集中制，都以人民的权力为基础，都属于代议制民主的范畴。这些政权给根据地人民的前所未有的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民主政府和工作人员的民主、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反动政府和贪官污吏的独裁腐败祸国殃民形成了鲜明对照，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显示了极大的政治优势。正和一切开端都以萌芽的形式包含着未来的发展那样，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许多弊端也存在于这个“雏形”之中。比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等，可以说红色政权一产生就存在此类问题。无论是基本制度的优越性还是体制上的一些弊端，都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今天，研究这个“雏形”时期的经验教训，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