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昙花一现的政党林立时代。此后，虽经袁世凯窃国之变、洪宪帝制之灾、张勋复辟之难、军阀混战之乱的摧残，政党政治之花日渐凋谢，但她的幽灵却于民国初期的七八年间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徘徊。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官僚、政客、军阀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曾组织过不少的政党，以从事政治运动。那时就已热心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李大钊，到底与这些党派的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对他后来创建中国共产党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值得研究的。 一、与“立宪派”政党的关系 “立宪派”政党在民元及袁世凯统治时期的主要代表是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等等，以及由它们合并而成的进步党；在段祺瑞统治时期则是由进步党演变而成的宪法研究会。这类政党有时也被称为“稳健派”或“缓进派”。 辛亥革命前，公开的、合法的政党组织是“无从发生”的①。但是，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立宪派实际上以现代政党的活动方式，采取法律限度所容许的公开的、合法的斗争形式，开展了具有现代色彩的政治运动。而李大钊对立宪派抱有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并积极参加了他们发动的政治斗争。在立宪运动中，“中国北部政治运动的中心，首推天津”，而“天津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当时，李大钊正在该校学习。该校的“政治运动分二派：一是立宪派，一是革命派”。由于“立宪派公开运动，革命派秘密运动”，所以，“同学多数属于立宪派，少数属于革命派”②。作为当时学生运动的中坚人物的李大钊，与立宪派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积极参加了立宪派组织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这一运动是直隶咨议局议员、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校董孙洪伊领衔发起的。李大钊不仅在思想上深受孙洪伊宪政思想影响，而且亲自参加了他组织的第二次请愿运动，并被推举为代表。请愿活动失败后，孙洪伊又与汤化龙、蒲殿俊、谭延闿、黄炎培、林长民、王法勤等人组织成立了宪友会。在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山西、奉天、四川、福建等省设有支部。这是辛亥革命前夕，第一个“形式上成为公开的政党”的组织③。辛亥革命后，宪友会演变为民主党，后又与其他政党组成进步党。但是，受孙洪伊影响颇深的李大钊并没有加入立宪派组织的上述任何政党。尽管如此，李大钊与立宪派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联系和交往却仍很密切。他参加了立宪党人授意成立的北洋法政学会，并担任学会编辑主任，主编《言治》月刊。汤化龙、孙洪伊非常赞赏李大钊的学识。他就是在他们的资助下才得以去日本留学的。在政治倾向上，虽然李大钊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和观点，但在许多问题上，他与立宪党人的看法基本相同。在对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的态度和认识上，在对民初政潮起伏、社会动荡、 危机四伏的原因的认识上，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等问题上，李大钊的观点基本倾向于立宪派的主张。例如，在对总统、内阁政府和议会的态度上，以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问题上，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偏重的是总统，进步党偏重的是内阁政府，国民党偏重的是国会；袁世凯和进步党主张中央集权，国民党主张地方分权。而李大钊则偏袒总统政府，指责国会；主张集权，反对分权。他颇为不平地说：“防总统政府专制者，吾闻之矣；防议会专制者，未之闻也。虑中央集权，启政府专制之患者，吾闻之矣；虑地方分权，召国家分崩之祸者，未之闻也。”难道只有“总统政府易于为恶，议会独不能为恶乎？”“中央权重易流专制”，而各省“都督跋扈”，“又将何以制之”？④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不久，李大钊又东渡日本求学。在日留学期间，袁世凯在国内大演帝制闹剧。立宪党人由拥袁变为反袁。受立宪党人的影响，李大钊也在日本参加了留日学生总会和神州学会，并创办了《民彝》杂志，积极开展反袁活动。他曾一度回国，准备参加进步党发动的护国战争。因为进步党在反袁斗争中担当了主角，所以其威望空前提高，政治势力有较大的发展。因此，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李大钊倾向于以进步党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依靠力量，“再造民主共和”，创造“青春中华”。1916年5月下旬，他参加汤化龙、孙洪伊等人组织的宪法研究会。不久，出任汤化龙的私人秘书。7月，他应汤化龙之邀，在北京主编《晨钟报》。他在《晨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充分表达了自己改造旧中国，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和宏图壮志。但是，在反袁斗争胜利后，汤化龙、梁启超等进步党人一方面大倡不党主义，不入政争，由进步党变为“研究系”，另一方面力谋与段祺瑞合作，排斥国民党。他们利用《晨钟报》对已经成为急进国民党人的孙洪伊大肆攻击。由于李大钊“与孙交至厚”⑤，更由于李大钊看透了汤、梁为首的立宪派根本不是他实现“青春中华”理想的依靠力量，因此，他心情沉重地发表《别泪》一文，决然离开了《晨钟报》。他“临别赠言”，对汤、梁等人亲段抑孙，“助异姓之豪强，以倾轧同辈”的行为表示不满和失望。但希望他们能够“自崖而返”，并表示到时他“仍当求所以效命于君子之前”。这说明，李大钊对汤、梁等人仍抱有幻想，尚未与其彻底决裂。 张勋复辟失败后，研究系完全变成了段祺瑞政府的御用党。李大钊写出了《辟伪调和》、《此日》和《暴力与政治》等文章，公开批判了汤化龙、梁启超等人的政治主张，与研究系实行彻底决裂。第一，揭露了研究系的“伪调和论”的实质。汤化龙、梁启超等人为拥段抑孙制造理论根据，极力兜售一种调和理论，即主张国民党要以自我牺牲、自我毁灭的精神，来调和与北洋军阀的矛盾；而他们则以居间调停者的身份出现，干着助纣为虐的勾当。李大钊尖锐地指出，这种理论是“伪调和论”，这种政治团体和个人是“伪调和派”。他回顾了辛亥革命以来，北洋派、立宪派和革命派相互角逐的历史，指出以调和者角色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立宪派，其实质是拥护北洋派，反对革命派，而达害人利己的目的。他认为，真正的调和是以“自存共存”为宗旨，由对立双方“直接”调和相互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以“自毁自灭”为宗旨，由对立双方之外的第三者“间接”调和对立双方的矛盾⑥。这种观点，包含着现代政党观念的合理成份，体现了现代政党政治精神。第二，批判了梁启超只反革命、不反暴力的政治立场。针对“梁先生既反对革命，而独不反对暴力，有时且与暴力相依为命”的立场，李大钊尖锐地指出，革命是由统治者滥用暴力施行暴政引起的。他说：“暴力实为革命之造因”，“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统治者滥用暴力，施行恶政，“不啻为承认善良公民有革命权利之表示”。李大钊认为，梁启超“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而不反对反革命的暴力，这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反对革命者当先反对暴力，当先排斥恃强为暴之政治”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