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同志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胡乔木同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在党的还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重义。它掀开了党和共和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胡乔木同志当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参加了工作会议，并列席了全会。我作为他的秘书，随他一起住进了会议所在地——京西宾馆，有幸亲自经历了这一伟大事件，亲眼目睹了乔木同志为会议主要文件的起草所做的大量工作。

      中央工作会议是在1978年11月10日开始的。会议原定的议程有三个：一是讨论如何把农业搞上去，主要讨论两个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是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学习讨论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开幕会上，接受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提出在进入上述议程之前，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问题；但是又说，这是新形势的需要，列宁和毛主席都曾提出过要按照形势的需要，实现这种转移。

      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后的第二天，即11月13日下午，午睡一醒，乔木同志就叫我到他房间。他说把工作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当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建国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因此，这次的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他要我帮他查几条马列和毛主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说下午的小组会上他要发言。会后，简报组很快将他的发言记录送来请他过目，说要在简报上全文刊用。

      乔木同志在发言中引用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说明“我们的一切革命斗争，终极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经济脱离政治一定会走到邪路上，政治脱离经济也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他说：“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只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国内的阶级斗争也不会威胁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地位。”他的这些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并在他后来负责起草的全会公报上反映了出来。

      但是，正如乔木同志发言中引证的列宁的话所论述的那样：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当时，“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华国锋同志和另外一些仍身居要职的同志，不仅没有提出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倾错误，相反，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阻挠天安门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中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拖延老干部的工作恢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将党的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呢？因此，尽管会议事先规定的议题都是经济问题，但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很自然地把话题集中在“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天安门事件、冤假错案等等这类政治问题上，使会议脱离了华国锋同志事先设制的转道，成为向“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发起的一场总攻。而在会议出现的这一重大转变中，起带头作用的，打第一炮的，正是德高望重的陈去同志。

      就在乔木同志发言的同一天，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说他完全赞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是，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顾虑的。对有些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接着，他列举了薄一波同志等61人和陶铸等同志的历史冤案、彭德怀同志的名誉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等6个问题。陈云同志当时在党内虽然只保留有中央委员一职，但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形成的巨大威望，由于他所讲的这6个问题恰恰是触及到“左”倾错误要害的关键性问题，因此，他的发言在简报全文刊登后，立即引起了各组代表们的热烈响应，一下子使会议气氛活跃了起来。这使我想起在这以前一年多，同样是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同志在书面发言，提出粉碎“四人帮”后应当解决两件大事，即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会议简报组竟然要求他把一些他们认为敏感的话删去，而当遭到他的拒绝后，居然在简报上不予刊登。两相比较不难看出，时过一年多，党内健康力量与错误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已经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潮流了。

      

      正是在这次会议形成的这股巨大潮流的推动下，北京市委于11月14日作出决定，认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个决定于当天获得了中央批准，并于15日刊登在《北京日报》上。那天早上，乔木同志笑着对我说：天安门事件平反了。我马上找到报纸，看后虽然也很高兴，但感到这句话还不能说是给这一事件最后定了性。而有意思的是，新华社在当天编发通稿时，为了有一个醒目的标题，索性把那句话概括成了“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推敲起来，这两句话应当说是有差别的。因此，消息在16日的《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见报后，有的同志对这样概括是否能得到中央的认可，心里还有点打鼓。直到11月25日，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代表中央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个牵动亿万人心的问题才最终得到了解。在这次讲话中，薄一波、彭德怀、陶铸等同志的历史冤案被平反，“二月逆流”问题和杨尚昆同志的问题也被平反，并明确要对康生、谢富治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至此，会议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