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这次代表大会工作的总结报告及会议闭幕后作的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错误的“秘密报告”，对国际共运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对中国共产党也十分强烈，十分重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由此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以苏为鉴”的“思想解放”。 一、苏共20大正负面影响分析 苏共20大之所以对战后国际共运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在于它的两项举措：其一，赫鲁晓夫根据战后国际形势出现某种缓和，出现了巩固和平的一些因素这一特点，否定了斯大林提出的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并进而提出对处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进行“和平共处”；通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两种制度的“和平竞争”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夺取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战略。其二是“秘密报告”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滥用职权，独断专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将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大量冤假错案，鼓励和实行个人崇拜的错误。这两项举措，特别最后一项，可谓是“石破天惊”，全球震动。 苏共20大对国际社会的触动十分强烈，造成的后果却是正负效应共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由于受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我们对苏共20大的评价，过多的强调了它的负面效应，即：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秘密报告”，掀起了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出现了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政治动乱，一度使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下降，国际共运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国际共运内部因对苏共举措的分歧，导致了分裂和大论战，破坏了团结，削弱了力量，“和平过渡”是对列宁开创的十月革命道路的背叛等。1989年苏联剧变后，一些同志不加分析地把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联系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忽略和贬低了苏共20大的积极意义。诚然，苏共20大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应该做为深刻的教训加以总结和吸取。毛泽东当年对赫鲁晓夫的批评：“事先未同兄弟党商量，”“完全没有全面分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批判斯大林在分寸、程度及方法上存在片面性等，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切中其弊的。但是，毛泽东的这种批评和我们后来对苏共20大经验教训的总结毕竟是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得出的，缺乏当事人的感受，因此对赫鲁晓夫等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的不足或失误的看法多多少少缺少一些客观性，体会不到，也容易忽略斯大林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当时苏联党内外的客观环境及历史因素对赫鲁晓夫等下决心做出揭露和批判斯大林错误举措的影响。这一影响首先在于赫鲁晓夫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当时坐在会议主席台上的诸多苏共领导人，大都因与斯大林关系的密切而参与过大清洗时期的活动。他们可以支持反对个人崇拜，但不愿公开揭露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因为害怕牵连到自己。而当时是否公开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已成为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运事业能否发展的关键；从另一方面讲，已经披露出来的事实也难以再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掩盖。在这一复杂情况下，赫鲁晓夫必须取得报告权以利用苏共20大这次机会，必须要向主席台上的反对者进行妥协，即报告中决不牵扯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让斯大林承担所有犯错误的责任，而事实上斯大林也确应负主要责任。因此，赫鲁晓夫没有代表苏共中央做自我批评是有其难言之隐的。至于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据归结为个人品质和粗暴性格，这当然是错误的，但考虑到批斯刚刚开始，要求赫鲁晓夫对苏联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整体弊端有清醒认识并加以理解分析是过高了，赫本人也缺少这方面的素养。他所依据的只能是直觉。因此可以体谅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心态和认识水平。其次，在调查贝利亚案件的过程中，大量事实表明，许许多多被害人的灾难，大清洗时期骇人听闻的恐怖，集中营非人道的专横等与斯大林不无关系。当见到这一件件令人发指的材料时，很难使一个有良知的人在感情与理智的天平上倾向于理智。赫鲁晓夫也并非不想理智地对斯大林做出评价，“秘密报告”也有一段对斯大林作出肯定的话：“斯大林是最有能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的理论权威和思想给予党的干部以及党的活动家以巨大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列宁去世以后，尤其是最初几年，斯大林曾为捍卫列宁主义，同那些列宁主义理论的敌人，那些背离列宁主义的人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①。在过去，斯大林无疑对党、对工人阶级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②对于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秘密报告也指出，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③的，“他认为，为了捍卫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的成果，必须这样做，这就是一切悲剧之所在”。④这些话应该是公允的，也说明赫鲁晓夫并不想“全盘否定斯大林。”然而一旦人们的情绪被所披露的事实煽起之后，是不会顾及这些评价的。因此实际上这些评价逐渐地被掩没了，而这种情绪反过来再感染赫鲁晓夫，就使这位易于冲动的领导人更加难以冷静和理智了。这一点是任何局外人都难体会到的。最后，更重要的是要揭露和批判一位相当长时间里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且犯有严重错误的国际共运的领袖人物，前人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因此赫鲁晓夫这一代人出现某些失误或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至于说到苏共20大后，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斯大林的错误反苏反共，这并不是苏共和赫鲁晓夫为之提供了武器，而恰恰是斯大林所犯严重错误给敌人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武器。总之，对苏共20大的缺陷及产生的消极影响应该做客观分析。这种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相比较，应该是瑕不掩瑜的。 苏共20大的积极影响首先在于提出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以及相关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理论，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和平环境安下心来搞经济建设有重大意义，而且有利于改善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的形象，对于鼓舞世界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有重要意义。同时，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是从外交的角度提出，并无要求殖民人民同殖民者“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之嫌，因而对此提出批评，认为丧失“阶级立场”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和平过渡”理论，尽管后人争论不休，但它毕竟为西欧各国共产党人寻找和制订适合本国国情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西欧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因此其积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打破了长期以来国际共运内部“唯书唯上”、“思想僵化”的沉寂局面。斯大林的理论、政策，不再被人们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苏联新社会主义模式的利弊应该进行重新思考。由此，各国共产党人相继得到了一次思想解放的机遇。他们开始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并非唯一正确的模式，每个党都应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国际共运以苏联为中心实际上已不可能，过去苏共和其它兄弟党之间那种父子党的关系应该废除，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之间应当是平等的关系；国际共运的一切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只能通过历史的实践来检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反对个人崇拜，取掉了“紧箍咒”，可以堂堂正正的总结苏联经验，“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二、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解放” 1956年，是毛泽东和其他第一代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有作为的一年，也是建国以来经济上发展较快、政治上较为民主、思想文化上较为活跃的一年。这都与苏共20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不无关系。毛泽东曾明确地谈到这一点，认为是一种“思想解放”：“对斯大林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⑤周恩来也做过相同的评价：“过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现在打倒了偶象以后也就是中国人说破除迷信以后，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⑥毛泽东谈到的“思想解放”，对于他本人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对斯大林形成的十分矛盾和“心情不舒畅”的心态终于得到解脱，“紧箍咒”终被去掉，使他这位具有不愿受拘束，敢于抗争性格的领袖可以独立自由地从事自己的事业，不必再有所顾虑被认为是“第二个铁托”或“半个铁托”，二是可以“以苏为鉴”，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