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致南京国民党政权迅速覆灭的因素很多，其中，地方与中央的长期不协调、甚至对抗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试图把南京政权的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置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的转型期里作上动态的考察，以探讨其迅速覆灭的历史必然性。 1928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后，始终无法实质性地翦灭地方割据势力。各路“诸侯”拥兵自重，割地称雄，与中央貌合神离，甚至公开对抗。这一情形贯穿于南京国民党政权之始终。蒋介石不无痛心地叹道：“不仅对于地方的行动，中央不能干涉，甚至地方常以军事的实力威胁中央，以命令的方式来要挟中央！”“封建割据的实际，仍旧潜伏在形式的统一之下”。“当今中国的病源就是地方割据”。（《总裁言论选集》卷四第543页，国民党中执会训练委员会宣传部编）笔者认为，地方割据势力确为南京政权的一个心腹大患，其对于中央的离心和蔑视，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这个政权的军令政令统一，动摇了其统治基础，是造成它如此“短命”的诸多必然性因素之一。必须注意的是，南京政权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无法医治这一心腹之患。而这种中央与地方严重对立的政治格局，是由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政治转型期的若干因素造成的，是中国政治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之一。因此，也是南京政权所无法避免的。 晚清自咸丰朝以降，由于受西方的冲击及太平天国运动的震撼，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那种中央集权一统天下，“主威素重”的格局开始解体。出现了“内轻外重”，督抚势力膨胀皇权日趋式微的局势。（参考郭汉民《太平天国与晚清政治》、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三期）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力开始生成和发展并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至19世纪末，由于地方社会士绅阶层的觉醒，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及对洋务运动失败的反思，因而，要求革新乃致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呼声风起云涌。地方自治分权遂成为人们热心追求的一项政治目标，大势所趋。地方势力因之迅速发展。“内轻外重”日益严重，清廷已无法控制地方。及至辛亥军兴，乃有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拥护共和之事。这是清朝迅速土崩瓦解的重要原因。地方要求自治、与中央分权，原为各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步骤，但也常为某些人搞分裂割据提供了条件，产生了负面效应。袁世凯死后，各路军阀在帝国主义分而治之政策的庇护下，以地方自治分权为名肆行封建割据之实。地方同中央的离心力因此更加强劲，关系更加复杂。全国呈现出四分五裂状态。中国社会政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失范。这种政治局势，贯性强劲，延至南京国民党政权时期，有增而无减。一方面，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继续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分别扶植各地方势力为工具以谋取利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98页）另一方面，专制皇权既推翻，而民主制度尚没有着落，中国社会一时还没有产生足以整合各种地方势力的中枢权威，政治上因此出现了某种“真空”状态，为地方势力的活跃提供了契机。这二个因素互相作用，遂为地方割据势力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土壤。 因此，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所呈现出的局面是：统一的背后，一盘散沙。各地方实力派割地称雄，拥兵自重，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从各自利益出发，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教育各个方面自行一套，竭力经营地盘，壮大势力以与中央分权对抗。及至抗战爆发前夕，南京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仅有湘、赣、江、浙、皖、豫数省而已。其余均为各地方实力派所把持。由此，南京政权建立之后，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如何树立中央的权威？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关系达到巩固中央政权、稳固统治。当时，可供选择的道路大抵有截然不同的二条：一是实施民主政治，通过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把这些已经被动员起来了的地方势力加以整合。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符合政治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参考亨延顿〈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二是沿袭传统的办法，或者翦灭地方势力，或者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牢控地方社会以维持专制独裁统治。对此，蒋介石以第一条道路为名而实际执行的是第二条，即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去征讨、翦除地方实力派、以维持个人的独裁专制统治。这是违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潮流的，因此，就注定了其必然失败。而这些又都是由蒋介石南京政权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由于传统的天下国家局面已被打破，专制独裁已为民众所不齿，而南京政权也不具备有整合各种势力的权威，地方实力派采用相同的办法，打着孙中山及三民主义旗帜同蒋介石中央政权对抗。于是一场削弱与反削弱，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激烈展开了。 地方实力派以地盘、军队作凭藉，视中央为无物，千方百计同中央周旋和对抗，甚至对中央政权有觊觎之心。终其南京政权一代，蒋介石始终无法解决地方实力派，这里举重要者数端便足以说明问题：如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势力挟西南以抗中央、同蒋介石斗争长达20几年。其势咄咄逼人，并曾两度逼蒋下野有问鼎中原之举。而晋系阎锡山在山西经营“独立王国。”也颇有与蒋介石分天下甚至取而代之之志。称“中国如此之大，何必由一人治理，”“长江一带由蒋先生多负责任，华北由我多负责任，中间由他们多负责任（指冯玉祥等人）我们作个比赛。”（韩克温《也谈阎锡山》〈台湾〉《中外杂志》第174期）此外，韩复榘在山东，龙云在云南，刘湘、刘文辉在川康，马步芳、马鸿逵等在西北也都极力经营自己的“王国”，抵制南京势力的染指插足，等等。而当蒋介石把地方实力派逼得太紧的时候，他们与中央的离心力便越来越大。如在抗战前夕，由于蒋介石加紧对晋系进行控制与打击，阎锡山不无恼怒地道：“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为了自己的利益，并曾一度同中央达成某种合作。有的地方实力派甚至最终走上与南京政权彻底决裂的道路，如云南实力派，川康实力派等。龙云在与蒋介石公开决裂之前曾经大骂蒋介石道：“蒋介石这个龟儿子不是人，当他的上司（如孙中山）他会背叛你，当他的同事朋友（如瘳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他会陷害你，当他的下属（如张学良、杨虎城等）他会迫害你，我看只有当他的敌人，象共产党那样，他蒋介石就没有办法了”（江南《龙云传》第112页）地方实力派对于蒋介石南京中央政权认同感的微弱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