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研究中共组织史资料的过程中，我感到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1月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四年中，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机构究竟叫什么名称、由谁组成，在许多党史书刊中或语焉不详，或互有出入。《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曾刊登《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委员、中央领导机构情况的资料》，在这方面作了艰巨工作。但文前说明中提到：“由于材料残缺不全，虽经反复核对考证，一部分名单仍不完全准确。特别是1931年9月以后到1936年这段时间的有关材料很少甚至没有且往往前后矛盾。”本文拟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近来搜集到的新史料，对这四年的中央领导机构——重点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也涉及中央政治局——及其组成成员作进一步考证。对仍然存疑的问题，也仍注明，以求教于党史界同行。 一、关于中央核心领导机构的名称 “书记处”究竟始于何时？其职权是什么，迄今无定论。陈云在1982年12月28日“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称：“六届四中全会没有设立书记处，也没有设常委”。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为什么在有的历史文件中或一些同志的回忆中会出现书记处书记、常委的名称呢？我想，这是由于当时中央虽然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的缘故。”①但是经中央档案馆李云龙查阅了许多文件、电报和会议记录，发现：六届五中全会时开始正式成立书记处。当时一切组织问题是请示共产国际决定的，因此五中全会召开前曾拟出政治局、书记处名单，向共产国际请示。今有1943年9月7日、11月21日张闻天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为证，还存有1933年12月5日博古发给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及1933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对此电的复电，均提到成立书记处。②这是最可靠的原始档案。至于陈云所以会产生以上回忆，我认为是由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重大问题并未召开书记处（常委会）会议讨论，特别是在博古主持工作的一段时间内。如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样重大的事情，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就未让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③而不是政治局成员，仅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担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却在1933年9月到达瑞金后就取得了中央军事指挥上的决定权。所以陈云记忆中未有书记处（常委会），但实际上六届五中全会上是成立了书记处（常委会）的。五中全会成立的书记处，其职权相当于过去的常委会，而且两种名称常常混用。陈云在遵义会议召开后写的《遵义政治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称：“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④但1935年2月28日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通报遵义会议情况时又署名“书记处”。⑤可见当时两者混用，实际是指一个组织。这种书记处、常委会两个名义混用的时间一直延续到1938年11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所作的《党纪党法报告》中提出把“党章的常委改为书记处”。⑥此后就只用书记处不称常委会，其成员称书记而不称常委，一直到党的“七大”、“八大”。 二、关于中央核心领导机构的成员 根据现有资料，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共经过六次变化。 （一）1931年1月10日至3月28日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组成人员一般党史书中都只讲到：“翟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刘少奇、王明、王克全、任弼时、陈郁等5人为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常委会主席仍由向忠发提任”，⑦这时中央政治局成员究竟是谁？ 这要从六届三中全会改选后的中央政治局说起。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是：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候补委员：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李维汉、顾顺章、毛泽东。 六届四中全会上退出政治局的是瞿秋白（正式）、李立三（正式）、李维汉（候补）。新选的正式委员是陈郁、任弼时、王明。由候补委员递补为正式委员的是徐锡根、卢福坦，由正式委员降为候补委员的是关向应。新选出的候补委员是刘少奇、王克全。至此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成员是：正式委员：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王明。候补委员：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⑧ 至于政治局常委，六届三中全会时是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⑨四中全会上向忠发、周恩来未变，徐锡根降为政治局候补常委，张国焘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陈郁、卢福坦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常委。因此常委会组成人员是：正式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⑩ 六届四中全会是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开了一天，完全由米夫操纵，通过政治局名单。1月1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常委名单。米夫曾提出王明担任候补常委，周恩来提出王明仍应担任原任的江南省委书记，通过上述意见，王明未进入常委会。但由于米夫当时仍在上海，不久即把王明塞进常委会。(11)周恩来当时虽然是常委并担负繁重的日常工作，但王明公然说：“这只是‘为的实际工作便利和给他们以改正错误机会’”。(12) （二）1931年3月28日至9月中旬 3月2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由张国焘前去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在讨论张国焘走后，中央常委的人选问题时，周恩来提议罗登贤、聂荣臻可参加常委。会议决定常委由五人组成：向忠发、罗登贤，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军委参谋长参加会议。”(13)当时中央组织部长是赵容（康生）、宣传部长是洛夫（张闻天）、军参谋长是聂荣臻。有人认为这五人就是常委。我认为这五人应是向忠发、王明、周恩来、张国焘、罗登贤。越容、洛夫、聂荣臻只是列席会议。因为原来的常委王明、周恩来还都在位，张国焘虽去鄂豫皖，也并未免职。罗登贤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什么补为政治局常委呢？因为原来三个候补常委陈郁在四中全会后反对四中全会，参加了罗章龙的“非常委员会”，后来虽“承认了错误”，当然不能再递补为正式常委。卢福坦原任河南省委书记，1931年2月刚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徐锡根在四中全会后追随罗章龙反对四中全会，1931年1月中央撤销徐锡根（还有罗章龙、余飞）全总党团的领导工作，由罗登贤接任。因此政治局常委会决定递补罗登贤。(14)至于康生、张闻天、聂荣臻当时都还不是中央委员，但可以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于1931年2月从苏联回国接替沈泽民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后就列席政治局会议及政治局常委会议。这一考证是否如此，尚待进一步史料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