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瞿秋白

      在中国现代史上，郭沫若和瞿秋白都属于恩格斯曾赞誉过的那类时代“巨人”①式人物。尽管他们在出身环境、生活道路、个性气质、文学主张等诸多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贡献也各有侧重，但他们都被对方的革命气节以及“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②禀赋所折服，在共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文学运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瞿秋白和郭沫若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篇》中有详尽的记载。那是1925年“年底前后”③的一个下午，在上海，刚“吐了一阵血，出院才不久”的瞿秋白由蒋光慈陪同访问郭沫若。瞿秋白惨白的面孔和浮肿的眼眶，使第一次谋面的郭沫若非常吃惊，尽管他知道瞿秋白身患肺病。由于郭沫若此阶段“意趣是集中在政治问题上”，并正与“醒狮派”、“孤军派”等国家主义派论战得难解难分，因此，在谈话中郭沫若首先滔滔不绝大谈与“醒狮派”、“孤军派”的论争，纵论国家主义派关于“中国必须效法日本和土耳其”的主张如何荒谬。瞿秋白认为郭沫若的看法“是正确的”，建议“趁早把它写出来。”并答应提供“关于土耳其方面的资料”，“由光慈交来”。郭沫若还注意到瞿秋白“那时已把《新青年》杂志恢复”，“做文章的似乎就只有他和光慈两人”；瞿秋白希望郭沫若“也做些文章去”。当话题转到文学方面时，他们讨论了俄国文学。瞿秋白建议郭沫若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认为“那部小说反波拿伯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但由于当时郭沫若尚未读过此书，并对托翁有些偏见（“因为他是贵族，又还倡导无抵抗主义”），故未立即着手，但“三年以后是遵照了的，但可惜那书只译了三分之一便中断了。”④郭沫若和瞿秋白的这次见面，话题广泛、气氛融洽，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后友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不久，瞿秋白到广州，即向党组织推荐郭沫若，聘请他担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有着坚定的革命立场、丰硕的文学实绩和良好的社会声望，确实是担任这一要职的难得人选。瞿秋白慧眼识才、爱才、荐才，为郭沫若以后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大显身手提供了机遇，郭沫若正因此而卷入了大革命的洪流。尽管瞿秋白从未向郭沫若提及推荐一事，但郭沫若从陈豹隐口中知道“这事出于秋白的推挽”，⑤内心深表感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郭沫若和瞿秋白又一度相聚于武汉。郭沫若“常到中宣部来找秋白，一口四川普道话。虽然穿了军装，但一眼望去，还是个文人气派。”⑥他们同游黄鹤楼，面对滔滔东去的大江，吟诵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名句，⑦豪情满怀；他们还曾在一夜之间，饮尽三瓶白兰地，⑧把酒论世，畅谈国民革命，瞿秋白感慨地说：“在现在这种形势下，当我们未被淘汰去的时候，还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成败且不去计较。”⑨尽管此时郭沫若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四·一二”反革命前夕即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中彻底揭开了蒋介石的假面，其革命预见性和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却深深震撼了共产党人的心。瞿秋白对郭沫若非常敬佩，常“说起他对蒋介石也敢于面撞的四川人性格。”⑩郭沫若和瞿秋白的武汉相聚，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但料想不到，这竟是他俩最后的决别。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随南下队伍到达广东，后经香港潜回上海，因受反动派通缉，而流亡日本，一去十载。当郭沫若在抗战烽火中回到祖国时，瞿秋白已英勇就义两年矣！

      但是，瞿秋白至死也未忘记这位亡命日本的诗友、酒友和战友。1935年5月，瞿秋白被囚于汀州狱中，当时郭沫若尚在日本避难。一天，狱中一位同情革命的军医陈炎冰(11)与瞿秋白闲谈起文学创作和翻译，谈到了郭沫若。这勾起了瞿秋白与郭沫若往昔相处的“温暖的回忆”。(12)当他得知陈炎冰可以设法转交致郭沫若的信函时，当即铺开信纸，写了一信。(13)信中表达了他对远在异国的郭沫若的问候和别后之情；对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自传体小说的创作表现出兴趣；对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既认为它在五四运动以后，为开辟“新文学的途径”“杀开了一条血路”；又认为它“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而后又被“时代的电流”“解体、风化”。在谈到自己时有过多的自责之词，如“虽然一知半解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等等，对自己未能完成翻译计划而感到遗憾；在信的末尾回忆起两人在武汉一夜喝三瓶白兰地时的豪兴，并把这作为“温暖的回忆”。信中所流露的情绪与前此7日完成了《多余的话》相一致，如“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精力，偶然写些关于文艺问题的小文章，也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话”云云，但他还是希望郭沫若能“勇猛精进”！并把这作为全信的结束语。这说明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心境确实复杂，但并未丧失革命的信念。由此可见，瞿秋白致郭沫若的遗札，对于我们全面理解瞿秋白狱中思想，了解瞿秋白与郭沫若的交往和友谊，以及瞿秋白对创造社和浪漫主义文学的看法，确实是极宝贵的史料。

      瞿秋白同志在写这封信的20天后，便英勇就义了。在那黑暗如磐的岁月里，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为这封信的保存、发表和转送作出了可贵的努力。秋白同志就义不久，国民党三十六师便决定从汀州移防瑞金。陈炎冰尚未来得及将瞿信转送，便要离队去澳门探亲，临行前，因不便携带此信和瞿秋白赠他的诗词手迹及题赠照片，便把它们一并交给另一个倾向革命的医官王廷俊，并叮嘱千万保存好。此后王廷俊为避免意外，将瞿秋白的这三件遗物用双挂号寄给当时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伦斯大学留学的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柳无垢接到遗物，特意去纽约，约见正在纽约担任华文报纸《先锋报》常务编辑的陈其瑷先生，使瞿秋白致郭沫若的遗札得以在《先锋报》上发表。后来，柳无垢通过其父探询到郭沫若在日本的寓址，在原稿一时不能取回的情况下，便将登载信的《先锋报》寄给了郭沫若，并另抄一份保存。1937年4月，柳无垢归国后，就把抄件和另两件遗物转交给她父亲柳亚子保存。柳亚子对秋白遗物非常重视，设法拍摄了许多照片，分送他认为必要的朋友。后来又把抄件重抄一份，另检肖像、诗词墨迹各一份，一并寄给香港《大风》杂志编辑陆丹林先生，由《大风》杂志发表。1937年7月，郭沫若回国后，在上海晤见柳亚子先生时曾问起原件。郭沫若在广州（或香港）见到从美国回来的陈其瑷先生时，又问及此事，陈其瑷先生随即把自己一直妥善保存着的瞿秋白原信交给了郭沫若。至此，几经辗转曲折，郭沫若终于收到了瞿秋白同志的这一珍贵手迹。(14)这不由使我们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15)在瞿秋白致郭沫若遗札的保存、传布、转送过程中，有多少进步人士“真如捏着一团火”，为之“寝食不安”，这无不出于“友情”，这“友情”既包含对革命烈士瞿秋白的缅怀，也包括对文化伟人郭沫若的尊敬，同时也出于对瞿郭友谊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