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他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贡献已被公认，但是有关《多余的话》的评价问题并没有完结，大家的意见还不统一，有的材料也需要挖掘和核实，因此，本文拟继续作几点探讨。 一 《多余的话》娓娓两万言，语言徘徊，感情悱恻，但表明的只有两点：第一，承认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第二，否定自己的政治能力，认为自己这样的文人由于知识和体魄上的原因，不能从事政治，希望今后退出政治舞台。解释这两者的矛盾，分析它们适时在瞿秋白思想中的地位，应该是我们评价《多余的话》的出发点。 《多余的话》的写作背景和目的是什么呢？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西去后，国民党蒋匪军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1935年2月，因病留守在苏区的瞿秋白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捕。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军政领导人的首级，分等悬赏。对逮捕到的共产党人惨加杀害。因此，瞿秋白已做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他说：“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这在国内阶级斗争中当然是意料当中可能的事……，在这里等待生命的结束，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①瞿秋白在长汀囚禁的一段时间里，敌人给予他“优待”，没有披露最后处理意见，也没有象对待方志敏那样，采用大肆宣传，公开审判的方式对待他。所以瞿秋白仍寄希望能幸免于死，《多余的话》说：“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②他在答来访记者时也说：“唯希望能到南京去”。③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他的写作目的仅仅是为了“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揭穿假面具”，让历史去做“最终结算”吗？未尽然。其实《多余的话》目的有二：其一，在牺牲前对自己做“最后结算”，抒发一下内心的情感；其二，以“误会”说做为让步，争取生存。于是，《多余的话》就包含着比较复杂的心理因素：回想自己的弱点错误，不禁痛心万分，掺合着让步意识和并不相信让步效果的矛盾心情，又放纵了自鄙、惜别情绪。这就需要我们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加以区别和认识了。 解析《多余的话》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其分为三类：自我批判；过头话；托词。 《多余的话》对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文人性格”和“弱者道德”，进行了无情的解剖和批判。表面上看，《多余的话》作了自我解剖和批判之后，得出参加政治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噩梦”的结论，似乎绝不是共产党人自我批评的正确态度，更不是什么严格解剖自己。④我们的认识再深入一步的话，并不难看出，《多余的话》对其所得出的“历史的误会”，“噩梦”的结论本身也是持有批判和否定的，如“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从我的一身，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正是由于瞿秋白对自己的这种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批判，也正是他在《多余的话》中再三表示：“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正确的”，“我的思路已在青年时代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所以我们透过《多余的话》的复杂的语言现象，仍然肯定瞿秋白此时此刻的政治本质是好的，是革命的。 《多余的话》中有不少过头话，自暴自弃，不一而足。“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在继续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革命奋斗，为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些，说奋斗是实在太恭维了。”“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等等。所谓过头话，就是指不符合事实的违心的话。而《多余的话》却抒发得那样酣畅，那样真挚，一味用“软弱”解释自己知识分子的某些气质特征；用“消极”解释痼疾给自己精力上带来的消耗和心境上带来的打击；用“调合”“动摇”解释自己思维的矛盾过程的客观性，用“忍耐”解释自己顾全大局、克己奉公的行为，在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的同时，又把自己在实践中奉行的辩证的进取的思想方法给掩盖或抹煞掉了。过头话是人们在长期逆境中思想发生某种畸形的结果，它是不足以成为判断某个人的思想和实践状况的可靠证据的。 《多余的话》中有几处引起人们“变节”之嫌的话：“说自己十几年的革命活动是“历史的误会”，“噩梦”，“滑稽戏”，参加革命的原因是“因为青年人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趣总会有的……”。并表示个人“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希望今后只做些文字翻译，“以度余年”。其实，这些都是瞿秋白试争取生存的托词，是一种让步行动，并不能说明他的政治立场的转变或“严重动摇”：首先，《多余的话》对自己卷入“历史纠葛”的说明是有限度、有分寸的，只有空洞地承认自己这样平凡的文人参加政治是“历史的误会”，而没有意思说参加了一场性质错误、前途黑暗的革命是“历史的误会”，只有对自己弱点和错误的痛心或抵毁，而决没有对党组织、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丝毫的恶意和抱怨。其次，从瞿秋白的狱中活动来看，他被捕后的一个余月里，敌人严刑逼供，但他始终没有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与敌人周旋；他身份暴露后，敌人多次劝降都遭到拒绝；瞿秋白在言谈中，注意保护组织、保护同志和亲人，继续表达自己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再次，瞿秋白从容就义，在临刑前，他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继而高呼“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饮弹身亡。国际歌，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这是瞿秋白马克思主义信仰没有动摇的生动写照，也是瞿秋白为《多余的话》留下的一面历史的镜子，它表明《多余的话》中的“误会”，“噩梦”说，并非“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只是一种让步托词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