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学术报告厅邀请在京部分专家学者，就国史学科建设问题举行座谈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总参政治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30余人出席了会议。座谈会由国史学会副秘长田居俭、张启华主持，国史学会顾问李力安，国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有林，国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怀臣、程中原等参加。与会人员分别就国史学科建设、学会刊物及国史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发表了看法。 一 关于国史学科建设的意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指出，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和国史是同等重要的。可惜，我们建国46年了，至今还没有一部自己写的、有分量的国史，这对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来说是很遗憾的。相反，外国学者反倒写了不少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例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现在出了两本，一直写到1982年。国内三个出版社争相出版，市场销量很大，上海有个单位还规定它为必读书。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是我国史学界的耻辱，我感到问题很严重。中央决定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加强国史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虽然起步晚了点，但几年来成绩很大，令人高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鸿说，我在高等学校工作，觉得应该对大学生加强国史教育。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资政育人，其中育人很重要。当前高校的学生年龄比较小，对建国以后的历史基本不了解，有些知识是从电影、小说里知道的。而现在开设的公共课中国革命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讲授民主革命，课时又很有限。前几天，我向一位有6年教龄的党史教师提了一个问题：建国初期的社会性质是什么？他说说不清楚。老师尚且如此，又何况学生呢？我曾向有关方面建议过，能不能在高校逐步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并作为必修课。作为新中国的青年和大学生，应该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所以我希望当代中国研究所在有关场合呼吁这件事，争取早日实现。 关于国史学科的定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方克立说，力群同志很重视国史学科建设，专门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负责同志讨论过在当代所建博士点，培养国史研究专门人才的问题。事实上碰到两个困难：一是“国史”还不是二级学科，而博士、硕士学位点只能建立在二级学科上。按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在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下面有个括号：“含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就是说，国史专门人才只能在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硕士学位点上培养。二是当代所还不具备作为一个独立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整体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开出外语、马列政治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一系列学位课程，有相关学科的配合和支持等等。学位办负责同志建议当代所和社科院或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合作招研究生，以解决国史专门人才的培养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社科院去年评博导已把当代所考虑进去，社科院的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硕士点对当代所都是开放的，如果需要，研究生院也可以考虑在当代所建立当代史系，专门培养这方面的后备研究人才。但是，国史学科地位的根本解决，我以为还是应争取当代中国史研究成为二级学科，那么就可以直接建立博士和硕士学位点了。中国历史可分成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三大段。1840年前是中国古代史；1840-1949年是中国近代史（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五四”前80年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后30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49年后是中国现代史（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即当代史。中国当代史如能和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并列为二级学科，那么就根本解决了其学科定位问题。当代中国研究所理所当然地是国内研究这一学科的权威机构。金春明说，我非常赞成加强国史研究重要性的宣传，关键是要落到实处。现在大学基本上不开国史、党史课。党校的党史本来是主课，现在连中央党校开的课时也不多了，长期班有，短期班则没有。我们是执政党，但党史的地位摆得很低。在学科分类中，一类学科是历史学，二类学科是现代史，三类学科如五四运动史、中共党史、民主党派史等，中共党史属于三类学科，国史学科的情况也相似。这个定位法很不合适，据说是参考国际标准。如果说美国民主党史、共和党史属于小学科可以，但中国共产党史不能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应该大声疾呼，给予国史、党史学科以相应的学术地位。 总参政治部编研室主任陆正己在发言中强调，要大力宣传国史研究的地位和作用。对研究人员、组织建设等问题也要作出10至15年的规划，并尽早抓好专题研究。比如对建国45年来的历史定100或200个重点课题，有计划地进行研究。趁参与创建共和国历史的老同志、见证人还健在，我们应抓紧抢救和收集他们所熟知而我们没掌握的史料。据说当代所正全力编写国史，不知还编不编史料。到底是先编史料后写史，还是先写史后编史料，或者是二者同时进行，对此要有个规划。总参《当代中国》丛书军事卷编辑部主任彭志珊说，这几年国史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容乐观。我们这些人头发都白了，都希望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而年轻人却跟不上来。今天的青年人，有的不知道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提起历史，笑话很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讲，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国史教育要加强，特别要宣传中央领导同志对国史的重要指示，使更多的人积极参与这项很有意义的事业。再就是加强组织建设，包括当代所的建设。研究国史光靠一个所不够，比如成立国史研究院，地方上要有对应机构。还要想方设法改善研究条件，比如电脑联网，办公自动化，很有必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力平指出，现在地、县正在进行机构改革，有些地、县的党史研究部门在压缩，特别是县一级，一些工作人员到了县志办公室。但是县志工作怎么进行？需要指导。是否国史研究部门与下面的地方志工作部门加强联系，进行指导。 金春明认为，国史研究是个大的系统工程，仅靠少数人不行。当代所既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又要广泛利用社会上各方面的力量，采取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充分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使国史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方克立把这种做法归纳为“开门办所”。他说，当代所建立时间不长，已有很好的办事机构和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做出了不少成绩，今后要使国史学科建设取得更大的进展，国史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我以为要坚定地实行开门办所的方针。办出版社和杂志社、建立国史学会都是开门办所的重要步骤，学术资料、信息的搜集和交流都要求开门办所。国史写作和其他重大研究课题，是不是也可以采取开门办所的办法来完成呢？比如说由当代所牵头，吸收人大、北大、社科院、中央党校等北京的有关专家参加，也可以从外地借调个别高手来，组成研究和写作班子，共同讨论，分工合作，这样研究力量就雄厚了，有可能多出成果和出上乘之作。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联系具体问题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是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经得住考验？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要做些比较研究，特别是要研究东欧改革为什么失败？世界史研究所出版了一套动荡的东欧系列丛书，很可以参考。只是部头太小。是否请他们的专家来座谈、交流？建议研究所的门开得大一些，视野更开阔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