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党史学界和国史学界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主要是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开始的。十几年来，“大跃进”运动一直是党史、国史研究领域里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之一。目前，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第一，发表了较多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关于“大跃进”运动的论文，已发表了50多篇。其中，有些是比较有价值的。如金春明的《对三年“大跃进”的再认识》、丛进的《“大跃进”运动的出现和纠正错误的曲折》、《陈诗惠的《党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错误的最初尝试》和刘武生的《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对毛泽东纠“左”的历史考察》等。 第二，出版了一些研究著作。专著有柳随年、吴敢群主编的《“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和谢春涛的《“大跃进”狂澜》。此外，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马洪、刘国光、杨坚白主编的《当代中国经济》、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和王学启、杨树标、沈家善、姚鸿瑞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二卷等，也对“大跃进”运动作了较多、较好的分析和叙述。 第三，整理和公布了部分资料。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2、23两册，房维中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和马齐彬、陈文斌等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等。此外，一些研究者撰写的资料性文章，也比较有价值。如裴棣的《1958年南宁会议述评》、《1958年成都会议述评》和《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韩钢的《1958年北戴河会议》等。 第四，召开了几次以此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学术讨论会。1985年浙江省党史学会举办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和1988年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主办的全国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都是以讨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问题为主题的，“大跃进”运动便是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这些直接的研讨和交流，推进和深化了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 第五，翻译介绍了国外的有关研究著作和观点。翻译出版的国外的有关研究著作主要有：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本书翻译组译）、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杜蒲等译）、费正清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以及彭尼·凯恩的《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郑文鑫等译）等。有些信息动态类党史刊物还摘要介绍了国外学者的有关观点。这些都对拓宽国内研究“大跃进”运动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应该说，在建国后党史和国史研究领域众多课题的研究中，“大跃进”运动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比较多和比较突出的。 二 学术界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一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1.关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毛泽东“大跃进”思想的萌芽，应当追溯到1955年下半年。在这一年7月和10月举行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上，毛泽东对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人为地欣起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情况下，毛泽东又进一步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应当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一时间，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被中共中央当作即将举行的党的八大的中心问题，对全党和全国许多方面的工作产生了严重影响。1956年初经济建设方面出现的急躁冒进错误，便是错误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产物，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大跃进”运动的前奏。 正因为1956年初的急躁冒进错误与“大跃进”运动有着较密切的联系，研究者普遍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和毛泽东后来的批反冒进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但较为详细清楚地叙述了1956年反冒进的经过和毛泽东对反冒进态度的演变，而且，还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以及反冒进和批反冒进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者比较一致地认为，1956年的反冒进，对于避免1956年的经济建设出现大的问题，保证1957年的经济建设平稳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反冒进过程中总结的经验教训，还直接促成了八大对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的确定。而毛泽东在1957年特别是1958年上半年对反冒进所作的不断升级的严厉批判，却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有的研究者把这种影响归纳为：在思想上批掉了实事求是，在政治上批掉了民主作风，在经济工作上批掉了量力而行和综合平衡。在党内生活中形成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只能反右不能纠“左”等不正常的情况。这就不可避免地在经济工作指导上使急躁冒进、盲目追求速度的“左”倾思想急剧膨胀起来。① 对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研究者普遍认为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是1957年9月至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扩大）全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严厉批判了反冒进，提出要恢复1956年的“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从此开始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的进程。此后，直至1957年底，毛泽东提出了15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修正公布了指标过高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审定和批准发表了多篇《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批判了反冒进，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群众性的酝酿和舆论宣传。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和4月汉口会议，愈益严厉地批判了反冒进，大幅度提高了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提出了中央和地方的计划分别实行两本帐的办法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业产值在5到10年内超过农业产值等任务，大大推进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的进程。在上述基础上，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对反冒进作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正式制定了严重忽视客观规律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和确定了一系列高指标，不切实际地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破除旧的规章制度，“插红旗”，“拔白旗”。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普遍开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