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一些中国革命史、现代史教科书及有关著述说，1937年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还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在原则上是接近的，因此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对此结论，笔者不能苟同。这是因为： （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根绝赤祸”并不只是一种宣传，而是赓续实施的国策，红军西路军的几乎全军覆没就是血写的事实。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改变内外政策：对内，停止内战，放弃武力，表示要“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识普及于全国”，用“商榷”方法解决国共两党的意见分歧，共同抗日；对外，对日本侵略者“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只有出于抗日之一途”①。这是国民党政策上的重大变化。但是这个改变只是国民党的策略上的改变，而“根绝赤祸”则是它的根本方针。因为全会《宣言》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以暴动手段危害民国。”并径直宣称：“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②。全会还不顾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反对，通过了旨在对付共产党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声称“赤祸必须根绝”，并提出了处理与共产党关系的“最低限度”之办法：一是，在统一编制、统一号令之下，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二是，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一个国家不允许有两种政权之存在。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权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三是，赤化宣传与三民主义绝对不相容，也与我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四是，必须停止以武装暴动为手段的阶级斗争③。显而易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五届三中全会，并未改变国民党奉为衣钵的反共国策，尤其是蒋介石看到红军已从富饶的南方各根据地退却到狭小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力量大不如前时，更欲一举根除多年的心腹之患。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明派代表与共产党谈判，暗中却指使马步芳、马步青部向红军西路军进攻。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谈判中一再要求蒋介石下令制止“二马”的围攻，但无济于事。至1937年1月中旬，西路军只剩万人左右，且全部被围困在倪家营地区的43个屯庄里。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一面指示西路军停止西进，改为东返；一面指示潘汉年向南京方面解释，西路军东返系因筹粮困难，并非增援西安的主战派，如果马步芳等停止进攻，并让出凉州以西各城，西路军也可停止东返。可是南京方面只要求西路军停止东返，却不命令“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疯狂围攻。西路军将士四面受敌，连月血战，人、弹有耗无补，奋力歼敌25000人之后，于3月兵败祁连山。全军21800余人，只有李先念、程世才率400余人抵达新疆，其余大部牺牲、被俘、失散，这在我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西路军接近当时红军总数的一半，他们全军失利后，红军只剩25000人了。失掉这样一支经过长征磨难后幸存下来的红军主力，既是共产党的惨痛损失，也是中国抗日力量的严重损失。不仅如此，国民党军队还重兵包围了苏区，准备在适当时机向被围困的红军发动进攻，达到聚歼目的；对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各省游击队的清剿也在进行。这些特别是西路军三月的惨败，能证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表示的“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识普及于全国”的诚意？内战没有停止，和平没有实现。 （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和平统一”基本上是一个宣传口号，三位一体联盟的被拆散就是有力的证明。这种分裂活动同样持续到这次全会后。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对内政策从字面上看是作了比较明显的调整，即由剿共内战演化为提倡“和平统一与停止内战”，并表示以此“为全国共守信条”。《宣言》指出“和平统一之目的，在集中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力量，以排除当前之困难，且进一步以踏入于民权主义之大道。”“所谓停止内战，乃谓在同一主义之下，意见之分歧，不取决于武力，而取决于商榷，非谓分裂国家、分裂民族之举动”④。如此这样表述，这里面溶含着相当大的被迫成份。因为日本疯狂推行灭亡中华民族的野蛮侵略方针，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国民党又要维护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而全会后的实践反馈，其提出的所谓“和平统一”基本上是一个宣传口号，事实上国民党及其军队则与此相悖而行。 西安事变前，西北地区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结成逼蒋抗日的三位一体秘密联盟。西安事变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即策划吃掉东北军，在其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上，决议为“分而灭之”。“第一个步骤，是调虎离山，提出必须将东北军调出西北。第二个步骤，即以改编为名削弱其实力。第三个步骤，驱使东北军参加抗日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在战争中的消耗损失，不予恢复补充，取消番号，直到全部被消灭为止”⑤。在扣押三位一体的核心人物张学良将军后，接着便指派40个师的兵力分5路进逼西安，还指派一些特务对张、杨所部将领进行收买策反。在蒋介石惯用的威逼利诱面前，终于引起三位一体的主力——东北军的内乱，结果导致一批将领率部公开投蒋。3月，蒋介石和陈诚分别把东北军的各军长召集到南京开会。他们在会上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方法。陈诚说：“这是为你们而改编，而不是中央来改编你们。为了你们将来抗日，象现在这样形形色色的编制，在指挥运用上是行不通的”。6月间，又召集东北军各军长到河南开封，“由刘峙主持召开正式改编会议，关于人事的去留，皆在这次会议决定。实际只不过是召集各师长到开封聆听改编的决定罢了”。总而言之，“当时没有容纳东北军方面提出意见，即接受改编也得改编，不接受改编也得改编，完全是硬性的命令，没有丝毫回旋余地。就此各军长表示接受改编”⑥。 西北军42师师长冯钦哉、49旅旅长王劲哉、警备第2旅4团团长沈玺亭、6团团长唐德楹等人脱离西北军，投降蒋介石。冯钦哉部竟引中央军开进潼关。随后，杨虎城将军被逼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