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防中心区的提出 “国防中心区”是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为了达到战时保存自己，抗击敌人的目的，必须在战前和战时，从本国国力、国防安全、工业布局、交通运输条件、战略方针乃至作战计划等等的实际出发，综合考虑，统筹兼顾，慎重选择、策定和积极建设“国防中心区”，以作为实现国家防卫目标的依托，使之成为供应前线武器弹药和各种军需物资的战略后方基地。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毕露，民族危机严重，国土日蹙，具有远见卓识、忧患意识浓厚的谋国之士，为求国防良策，纷纷提出“国防中心区”选择和建设的建议。他们大多设想应建于国防安全的内地，作为未来抗战的国防中心，以此为基轴，合理安排国家建设。他们当时从地理位置、矿产资源、工农业生产、交通条件等等方面，就“国防中心区”宜建于何处，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当时任参谋次长的杨杰还曾发表《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一文，论述战前被认为可建国防中心区的城市主要有五处： 一、南京：主张把南京建为国防中心是认为这里是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位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富庶地区。但反对者提出，南京距海较近，受敌威胁，且地下水位高，不适于修建深固的国防工程，安全条件较差。 二、武汉：位于祖国腹地，平汉、粤汉铁路干线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是一素称“九省通衢”的水陆交通枢纽，而且两湖农产丰饶矿藏富集，但敌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切断交通。 三、成都：地处“天府之国”的川西平原，自然资源丰富，农业灌溉发达，而且四川四周崇山峻岭环境，距海遥远，是一与敌作战的“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 四、洛阳：著名古都，自古为天险要冲、中原重镇，北有太行，南近伏牛，土质凝固，利于建筑隐蔽的国防工程，且距陇海、平汉交点郑州很近，战时军运方便。但位置过于偏北，并不理想。 五、西安：当时提议将西安建为国防中心区的呼声很高，杨杰就曾从西安的历史、地理、交通、国防资源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西安曾为秦、汉、唐等盛朝选定的国都，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长达970年之久，南有秦岭横亘，北为渭水贯流，东控黄河，更有潼关、散关、肖关、武关险固屏障，地质条件适建国防工工程，陇海铁路可以西延。但大西北尚未开发，经济落后，缺乏工业基础。 二、国防中心区选址的变迁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进攻淞沪，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首都南京，立即受到战争威胁，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从战略高度考虑这一现实。1月29日，即事变第二天，蒋介石就宣布“余决心迁移政府……”。1月30日，国民政府即迁都洛阳。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5日通过决议：“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①4月9日，汪精卫在洛阳“国难会议”上宣布拟退守西北“用西北作最后的抵抗根据”。②为此，5月2日，国民政府公布《西京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以推进陪都建设。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11月，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但对西安作为拟建的国防中心区计划仍在积极进行。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开发西北的三个决议案。12月25日，又成立“建设西北专门委员会”，担负开发西北、建设西京的重任。在各方的努力下，陇海铁路加紧修建向西延伸，西安——兰州、西安——紫荆关——襄樊和川陕三大公路干线在抢建，以加强西安与大西北、西南、华中的联系。同时兴修渭北水利灌溉工程，发展农业生产，为把西安建成为国防中心创造条件。 洛阳、西安虽处于内地，但就全国范围和现代战争条件来看，并不具备国防地理优势。后来抗日战争的进程亦表明，不宜建为国防中心区。蒋介石自己也说，即使迁都洛阳，但“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③日本侵略军在战争中曾攻陷洛阳、豫西广大地区。由山西南下的敌军占领晋南风陵渡，隔河炮击潼关，西安处敌威胁之下。 众多的“国防中心区”建议中，往往把“武汉、长沙国防中心区”列在一起，因湘鄂两省经济联系密切，水陆交通一体。我国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国防建设的研究。他对未来的中日战争作了预测，并就国防部署如何有利于战胜强敌，提出一整套的国防布局构想。他主张把国防线划定在大约东经113度线上，即大体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南至衡阳（即三阳线），大致是中国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的连接带。他提出，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敝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抗战。他提出的这个以“三阳”线为据点，以平汉、粤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的战略构想深受当局重视。他根据敌我综合国力对比和战略意图，提出一系列关于中国国防核心的规划设想。他认为从湖南的地理位置、民族性特点来说，该省是中国的心脏，一旦外敌入侵，沿海地区首当其冲，工业布局应该着眼于国防纵深的山岳地带，因而具体提出把湖南建成为国防工业的中心，配置于株州至郴州之线的湘中地区，而以南岳为核心。他预计中日开战之后，长江流域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石油储备应建于庐山、衡山和湘江武陵山脉三处。中国战时大本营宜设芷江、洪江一带，因这里森林茂密，矿藏丰富，又有沅水贯流，是天然易守难攻、国防安全的险阻要地。 蒋介石作为战时中国最高统帅，远在战前就深受“军界泰斗”蒋百里军事理论的影响。早在1935年5月15日，他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上，就以《建设新云南与民族复兴》为题的讲话中说：“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阳、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④认同了蒋百里的主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兵不血刃地侵占了我国东北。接着次年又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国难当头，敌人得寸进尺，中日之战不可避免。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始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蒋介石接受钱昌照的建议，于1932年11月1日在参谋本部设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着重进行国防经济资源的调查研究，筹划战时军事、经济动员和国防重工业建设计划，谋求战时供应国防需要和经济自给自足。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成立资源委员会。这一主办重工业建设的部门非常赞成蒋百里关于国防中心建设的构思和主张，因而在它拟订的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中，规定“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区域，并力谋鄂南、赣西以及湖南各处重要资源之开发，以造成一个主要经济中心。”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