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论坛 如何看待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及其作用，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这方面的论述一直不多。现将有关的论述综述如下： 一、关于民族主义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主义及其作用，国内还未见到专门的论述，只有姜义华在论述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时，曾经提及。他说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曾有过三次浪潮，第三次浪潮即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次大浪潮“激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而起，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达于顶点。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直接针对日本军国主义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中的这句歌词，清楚地显示了形势之危急，以及民族奋起的意义。全民族都投入了规模空前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他们所依凭的最强大的武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管统一战线内部不同的党派和不同的学派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很不一致，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始终高涨，呼声之高，传播之广，民众发动之普遍，同仇敌忾精神之旺盛，都为前两次所不可比拟”；“三十与四十年代，还更加强烈更加自觉地提出了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中国革命，从事民族化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建设的问题。以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逐步成熟为标志，探索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实际的与卓有成效的进展。这给民族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充实了更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肯定性的内容”。① 但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民族主义，却是外国学者的一个热门话题，日本学者池田诚就说：“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立为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环，留日学生的抗俄运动是其萌芽阶段，经过五四运动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达到了高峰。”“中国的民族主义因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同西欧各国近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这是必须加以区别的。但在实现民族统一的方面却是相同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中国的民族主义看作反对帝国主义的有效的理论；同时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与殖民地及附属国的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完成了民族解放战争的统一理论。应该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高涨的过程中进行的。”“近代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它的民族革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一是实现民族的统一。这种民族统一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池田诚认为：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不同的，国民党是要在它的统治下实现“国家的统一”，共产党则“是通过广泛的‘人民统一’，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相比，可称为全民的民族主义”。除此之外，还有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和新军阀的“民族主义”，“这样，各阶层发挥出来的民族主义成为抗日战争坚持到底的关键。同时与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化相联结，成为抗日战争中领导阶层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纽带”。他认为：“抗日战争是在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与全民的民族主义相互对抗中进行的。可以说民主化使这两种中国的民族主义获得了蕴藏于民众中的巨大潜在力量，并使之成为抗日战争的实际力量。其结果是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在吸引民众的民族思想，并把它纳入国家的统一的具体过程中，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与此相反，中共的全民的民族主义将民众的民族思想组织起来，并在实行人民统一的过程中使之具体化，最后取得了胜利。这是把抗日根据地作为基点，完成抗战的原动力，并成为战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②李良志在为池田诚主编的《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一书中译本所写的《前言》中评论说：“日本史学家根据他们的理解，在书中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称之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但他们十分清楚地解释，这种民族主义，既不是反动的种族主义，也不是单纯的灭洋排外，而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争取民族解放；因此，既使在皖南事变中，它也能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渡过难关，避免分裂，它是‘维系统一的根源’，是‘抗日战争坚持到底的关键’。日本史学家认为，抗战期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升华，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觉醒，它以极大的凝聚力使中华民族成为一支不可征服的力量。”“《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对‘中国民族主义’还作了具体分析，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各阶级、阶层、各党派的民族主义，既有共性，又存在原则区别。”作者着重分析和对比了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指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要求第一步实现‘国家的统一’，第二步才是抗日，把统一看成抗日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既使在‘七·七”事变的八年抗战中，国民党也未完全放弃这一政策，因而反共磨擦不断出现。作者认为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要求以‘人民的统一’来抗日救亡，它是‘民众的民族主义’、‘全民的民族主义’，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础’，是坚持15年抗战的‘深厚思想基础’，‘是19世纪中叶以来，‘救亡图存’思想的结晶。’作者还认为，共产党的‘民族主义’的另一特征是‘民主主义’，它同抗战时期的民主化进程相一致，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有全民的抗日。为此，中共在抗战中要求国家民主化，并率先在解放区实行了彻底的民主，使解放区的民族抗战‘最为活跃，最吸引群众，组成为抗战主要力量的实验场。’作者指出，国民党在抗战时期，虽然也实行了一定的民主，却死抱着‘训政’不放，坚持一党专政，因而两种‘民族主义’导致两种结果”；“我们中国史学工作者并不把抗日战争的思想基础归结为‘民族主义’，但由于日本学者在这本书中所说的‘民族主义’实际是我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自古以来就竭力维护的民族独立、统一和尊严，它实质上是爱国主义，因此用‘民族主义’一词，也未尝不可。”③ 二、关于爱国主义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及其作用，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以来则谈论得比较多。 在1985年9月3日举行的首都各界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大会上，彭真指出：“热爱祖国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传统。对民族存亡命运的历史责任感，对民族敌人奋战到底的坚强意志，为保卫祖国而不惜牺牲一切的英雄气概，是我们能在抗日战争中用劣势武器装备打败凶恶敌人的伟大精神力量。这是我们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此相联系，我们爱国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面向世界，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谋求国家的革新和进步。这两个方面都是为了从根本上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它们构成中国近代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基本特色。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与当时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道路上进行革新，取得进步分不开的。”④在这次大会上，各人民团体代表陈俊生也提出，要发扬当年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⑤ 与此同时，阎世宏（阎景堂、索世晖、郭德宏）还专门撰文，指出抗日战争“充分表现了四亿五千万中华儿女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所产生出来的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成了全民族的抗战，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认为：（一）“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普遍体现在各个阶级、阶层、政党、团体一致抗日，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合作上”“中国共产党人是最坚决、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接受团结抗日的主张，也是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二）“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普遍体现在前线将士英勇杀敌，以身报国的行动中”。“在敌后战场上，广大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纵队、东北抗日联军等人民军队的指战员，不顾人员少、装备差和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在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上，许许多多的爱国官兵同样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杨靖宇、左权、“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以及佟麟阁、赵登禹、姚子青、谢晋元、郝梦龄、刘家骐、王铭章、张自忠、戴安澜等英勇烈士和事迹，“是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的”。（三）“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还普遍体现在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各界人民群众之中”。广大群众、各少数民族、爱国华侨都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梅兰芳、马叙伦、汪兆镛（汪精卫胞兄）等“许多人洁身自守，决不事敌，也是他们爱国主义精神的表明”。总之，“无数事实说明，中国人民这种热爱祖国，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不获全胜决不罢休的英雄气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正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力量源泉”。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