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地说，是从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到1927年4月南京“清党”以及同年7月武汉“分共”为止的。关于合作的破裂，在中国的研究论著中常见到国民党叛变国民革命的说法。但是所谓叛变究竟是对什么立场而说的呢？如果是指共产党立场的话，那只是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历史，不可以说是国共合作的历史。众所周知，这次国共合作是在孙中山指导下进行的，我们就应该以国民党一大诸决议以及孙中山思想为标准来评价历史诸问题。本文试图探讨对于合作破裂有重要意义的两个问题，即武汉时期国共两党与农民问题以及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与共产党的武装问题。 一、国共合作的成立和孙中山对农民和农民武装问题的看法 第一次国共合作采用的是一种有特色的“党内合作”的形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兼跨国共两党党籍（所谓“跨党”），这一形式是孙中山决定的。国民党二大汪精卫的《政治报告》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共产党二大“议决其‘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通过少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向先生提议实行两党‘平行合作’，当为先生所拒绝。稍后，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召集共产党中委会议于杭州西湖，决定加入国民党。马林因请先生允许共产党员个别加入国民党，先生许之。”①可见，这时的合作不是党和党的联盟，而是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分子”的“容共”合作。“容共”即“联俄”，由此“联俄、容共”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了。 当时，国民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意见相当普遍，而反对“跨党”形式者就更多了。所以，李大钊不得不就跨党问题，在国民党一大上代表共产党发表如下声明：“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② 李大钊所说的本党政纲就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国民党之政纲》。这篇大会宣言可以看成是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而其政纲就是目前的行动纲领。关于本文所提到的农民问题，一大宣言政纲的对内政策，据最具权威性的“秘书处本”一大宣言所述如下：“（八）政府当设法安置土匪游民，使为社会有益之工作。而其所以达此目的之一法，计可以租界交还中国国民后所得之收入充此用途。……”“（九）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如厘金等类当一切废绝之。（十）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正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十一）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十五）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③。 在《遗嘱》里孙中山把大会宣言说成“余所著”。但是，国民党内对宣言发生很多议论，出现了内容相差的多种版本④。例如，国民党二大宣言，虽然说完全继承一大宣言的主义和政纲，但是事实上居然删掉了上面所引的对内政策第八条等。引起议论的地方正是与共产党的主张有关联的部分，这是在下层社会寻找革命原动力的对民生主义的新解释。所谓下层社会就等于后来所说的“农工”。可是，连最反映共产党主张的“秘书处本”宣言也只说救济游民、整理税制、保证民食、改善生活、定价收买等等。 一大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共产党员林祖涵为农民部长。4月，农民部制定农民运动计划。5月，第26次会议通过组织农民运动委员会案。其理由在于，占全国80%的农民是国民革命的基础，“所以农民运动实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故组织斯会”；关于农民协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8次会议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的宣言》说：其性质“为不受任何拘束完全独立之团体”；它“有警告、……解决地税问题之权，但无直接行政之权”；又“对于横暴官吏，有请求罢免之特权。但此等请求，……必须经过会员全体大会四分之三通过，地方或中央审查委员会审查后，始能执行。……此审查委员会之判决，应由机关政府执行之。”⑤要之，虽然农民协会有对于某些问题的处理权，可是它不能单独地处理重要问题。 关于农民武装问题，该宣言说：“农民协会在目前战争过渡期间之重要工作，为防御土匪兵灾起见，特许其在一定计划之下，组织农民自卫军。”可见，国民党允许农民组织武装，这无疑是破天荒的事情。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有了关于“农民自卫军当受政府之绝对的监督”的规定。 对于以上所述问题，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作了批准。其实，1924年8月，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中就曾说过：“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他还要求农民运动家向农民宣传“要有国家的新思想”。这新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农民可以相信国民党领导的国家。如此，农民“有了国家的新思想，才可以脱离旧痛苦”。在这篇演说里，他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著名口号。这正是国民党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对以后历史有很大影响的口号。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孙中山的另一种意图，就是不“仿效俄国的激进办法”，寻找避免地主反抗的合适途径⑥。附带说一句，孙中山认为“经济力是一种天然力量，就是中国所说的‘王道’”。所以，他主张民生主义的“目的是在打破资本制度”，但同时说“实行民生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想法还是三民主义革命家孙中山的思想本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