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帮会是旧中国产生于封建时期的以游民为基本骨干的民间秘密社团的统称。其内部或按同业、同乡关系结合，或按政治、信仰倾向聚集，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和落后性，极易被人操纵利用，变成凶残的打手和反动的组织。通过解剖帮会这具尸体，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防患于未然。 从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到20世纪中叶上海解放，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内，伴随着上海艰难的前进步伐，上海的帮会经历了从蛰伏、兴盛到畸形膨胀、逐渐解体的过程。本世纪20～30年代，上海帮会经过第一次蜕变，由秘密到公开，成为一种恶势力。40年代第二次蜕变，企图向政团化、政党化发展。这两次蜕变在上海帮会史上有特殊意义。 一 帮会在上海地区的出现和传播由来已久，但直到民国初年，上海的帮会仍属于旧式帮会的性质。 据记载，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政府查获奉贤县民李如岗等邀众饮酒结盟，组成“猛将会”，该会又称“班子”（斑指）党”、“霸王党”。凡入会之人，俱于大指上带有银班子（斑指）一个为记，斑指外镌‘忍耐’二字，内刻本人之姓。奉贤、南汇、上海、松江、嘉定等处，均有人入会。”①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它可算是上海地区出现帮会活动的最早记载。 以后一段时间内，有关上海帮会活动的记载时断时续，不绝如缕。曾有过关于“塘桥帮”、“庙帮”、“百龙党”、“罗汉党”活动的片断记录。而“以敦乡谊，以辑同帮”为宗旨的各种以传统宗法制度为依据，以地域观念为核心的行会组织——会馆，如：“商船会馆”、徽宁会馆、泉漳会馆、潮州会馆、浙宁会馆等陆续落成。道光五年（1825年）河漕改为海运，聚居上海的船工、杠夫不下10万人，②这支庞大的队伍在上海开埠后不断沦为流民，成为帮会滋生繁衍的巨大温床。 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帮会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其中突出的有：1853年9月爆发的上海小刀会起义；1874年和1896年发生的两次四明公所血案；1911年辛亥革命中的光复上海之役。这些斗争中，除了四明公所事件主要是由宁波同乡会出面领导外，其余两次斗争的主要领导或起过重要作用的，是天地会洪门系统的帮会分子。 这一时期上海帮会的各个基本方面仍然是传统的。（一）在同当局的关系方面，上海帮会同封建统治阶级和租界当局尖锐对立，他们受到国内革命风潮的激荡，和下层人民群众声气相通，在重要时刻往往自发地站在人民一边，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者或积极参与者。（二）帮会内部组织严密，各派系间壁垒分明。光绪末年，上海的各帮会组织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郑家木桥小瘪三”集团，专门哄抢、敲诈上海华界和公共租界、法租界之间三不管地界的居民和行人。另一类是青帮范高头、应桂馨、陆颂和集团，他们不事生产，专门组织“水老虫”大规模盗窃、走私和售卖鸦片等毒品。第三类是刘福彪等洪门集团，他们大多数人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少数人是游民，较少涉足犯罪活动。如刘系邑庙卖拳的江湖艺人，刘集团“五爷”田鑫山是北火车站地区某裁缝店工人等。这三类帮会互不来往，各自为政。例外的是革命党人徐朗西，他身跨青洪两帮，既是洪门“峪云山”山主，又是青帮“大”字辈，但最初他在帮会中的活动效果并不显著。③（三）各帮会集团都染有鱼肉人民、欺凌弱小的恶习。“郑家木桥小瘪三”自不必说，青帮的范高头在本世纪初已是上海滩上著名恶霸，他除了充当“水老虫”首领外，还用巨款收买海关洋人和官府，得充上海城南关巡查头目及江海南关一号巡船头目，随后他购置小火轮，包运洋纱，以利用职权，偷逃关税，遂成巨富。他横行沪上，作案累累，直到1906年被捕伏法。即使口碑较好的洪门刘福彪部，在辛亥革命光复上海之役中，参加起义军作战时乘乱抢劫财物，后又聚赌宿娼，掳掠搜刮，也被人诟病。 从这一时期帮会的活动情况来看，上海帮会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帮会一样，有着许多共同点，例如，它们都是同统治阶级尖锐对立的秘密社团；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领导和参与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它们赖以维系内部团结的主要是用歃血盟誓等原始巫术方式建立起来的模仿宗法制血缘关系的封建父子、兄弟关系准则；它们的主要骨干大多是无业游民或处于游民边缘的人群，其中大多数同职业的犯罪集团有所区别，但也有不少人已经沦为职业罪犯。因此，从整体上看，上海的帮会仍属于传统的旧式帮会，但是在整体尚未发生质的变化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局部的重要变化，预示着上海帮会第一次蜕变的到来。 二 从民初到本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帮会发生了第一次蜕变，上海帮会从旧式帮会的窠臼中，从秘密状态的束缚下脱颖而出，暴发为30年代的上海乃至全国的一支庞大的恶势力。 辛亥革命后，最早采用新的方式扩展帮会势力的是青帮头子、青帮江淮泗帮“大”字辈应桂馨。应桂馨在中国近代史上以刺杀宋教仁的凶手之一而闻名，在帮会内部，以善于钻营、心狠手辣、反复无常而闻名。应早年是著名流氓范高头的同伙，范死后受陈其美拉扰，投入陈其美麾下，受到陈的提拔重用，成为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不久升任孙中山卫队司令、南京临时政府庶务长。不久应因贪污被调职。应不仅不思悔改，反而更加仇视革命党人。应回沪后，即于是年7月1日联合长江一带青帮、洪门、公口，组织了上海帮会史上第一个联合社团“中华国民共进会”，同革命党人对抗。接着，应又投靠袁世凯，以江苏驻沪巡查长的名义，主持谋杀宋教仁。这样一个历史罪人，在帮会中，却以手腕灵活、魄力大被称道，竟被传为“当时青帮在上海势力最大的一个人。”④事实上应的所作所为足可作为帮会作风和活动方式的典型，应的“有奶便是娘”哲学是帮会的大众哲学：应又是上海帮会中以职业流氓打入上层政坛的第一人：应还是最先运用流氓手腕玩弄政治，又用政治手段纠集流氓的人。应的那套手法，被上海帮会奉为圭皋，他的伎俩被后来的上海大亨们继承，并发扬光大。因此可以把应桂馨看作开辟上海帮会蜕变道路的始作俑者。 应桂馨死后，青帮黄金荣集团继承应的衣钵，大力扩充帮会势力，使上海帮会在数量上、性质上、活动方式等各个方面开始发生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次蜕变大致到30年代中期才告完成。其主要特征有： 第一，数量上帮会恶性膨胀人员剧增，带动了内部制度、仪式的简化，逐渐打破了内部各集团间的界限，为帮会向社会各个阶层扩散扫清了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