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五四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 以往的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络结。其实，时至五四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 五四运动中，资产阶级民主派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五四运动结束不到半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规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表示“重新开始革命事业”，“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国家。”①很显然，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是为了重整旗鼓，更好地领导革命事业。 接着，孙中山在1921-1922年间再次发动了旨在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护法运动，这次护法运动无论从组织准备、斗争规模，以及所造成的声势和影响，都不比1917——1918年首次护法运动逊色，只是由于孙中山仍然“依靠军阀打军阀”，结果“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而重蹈失败覆辙。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之后，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矢志不移，坚持斗争，并从多次失败的痛苦教训中深刻反思，探求新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不久，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 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是公认的历史事实。问题在于，对国民革命的性质怎么看？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笔者认为，它是孙中山辛亥革命失败后反对北洋军阀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跟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带有浓厚的旧民主主义色彩。 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时指出：“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②这就告诉我们，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在于：（一）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二）革命的目的与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并向社会主义过渡。其中，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领导权问题，因为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决定着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 先看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国共合作后，资产阶级是否丧失了革命的领导能力和地位而“让位”给无产阶级了呢？回答是否定的。从主观上看，孙中山联共的目的在于借助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力量，壮大国民党的势力，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在他看来，国民党“为唯一的革命党”和“有主义的党”，③只有国民党才能担起完成国民党革命建设中华民国的使命。因此，国民革命应以国民党为中心，一切革命分子都应集合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共同奋斗。同时，孙中山也看到，国民党许多党员意志衰退，只想升官不想革命，“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④共产党正是它所需要的新血液。孙中山需要联共，但他联共是以共产党人服从国民党、在国民党领导下开展工作为前提的。孙中山关于共产党人“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之说与国共“党内合作”之举便是有力的例证。从客观上看，当时国民党仍有相当的影响和实力。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孙中山在社会上一直享有无以伦比的威望。他是共和的象征，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他以其奋斗不息的救国精神赢得世人的衷心爱戴。1923年12月，曾经受过五四运动战斗洗礼的北京大学举行建校25周年庆祝活动，近千名师生投票选举当代中国伟人，孙中山名列前茅，获473票，比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得票多出两倍。至于国民党，当时仍是中国革命舞台上一个主要角色，是一面“通俗的革命旗帜”。至国民党“一大”前夕，它仍掌握着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控制着广州和富饶的珠江三角洲以及广东中部地区；它的海内外成员就有30万人之多。⑤这是当时还处于秘密状态下只有数百名成员的共产党所不能比拟的。孙中山正是基于对自身力量的自信才坚持以“容共”的方式联共。 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居了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但“联盟”内并非四个阶级平分秋色，处于领导和支配地位的是原国民党员。改组后的国民党领导核心仍然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包括廖仲凯、邓演达、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元老派和新骨干，他们大都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共产党员虽也参加领导工作，但并未掌握最主要的领导权。国民革命的各项重大斗争不外乎工农民众和军事斗争两个方面。工农运动主要是中共发动和领导的；军事斗争包括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等则是国民党领导的。尽管共产党员在军事斗争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但整个军事斗争的领导权和指挥权都在国民党手里。毛泽东说过：这一时期，“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的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但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的，但都是为着战争的，是直接或间接配合战争的。”⑥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武装力量掌握在国民党手里，武装斗争由国民党发动和指挥，因此可以说，国民革命的主要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即资产阶级手里。 再看国民革命所追求的目标和前途。 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从辛亥革命到护法运动，都是为了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国共合作后资产阶级的奋斗目标是一如既往还是有了变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作一分析。因为，它是国民党改组后正式树起的一面旗帜，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的民族主义把旧的民主主义隐含的“反满”课题中的避免瓜分厄运、反对列强侵略的思想独立出来明朗起来，并抛弃了“以汉族为中心”的陕隘民族主义的偏见，代之以“民族自决”原则；新的民权主义主张主权在民，实行“直接的民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人民“不但有选举权，且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⑦新的民主主义以“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为中心内容，同时主张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孙中山赋予三民主义以新的内容，突出了反帝反封，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把国民党的政纲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国民合作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 但是，新三民主义并不等于新民主主义。有的同志把新三民主义等同于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整个说来，新三民主义仍然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纲的要求。反封，本来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而在强敌入侵、主权沦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内，挣脱帝国主义枷锁、恢复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民族解放斗争，同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治的先决条件。尽管孙中山日益认识到工农阶级在民主革命的重要作用，提出“唤起民众”、“扶助农工”的口号，强调主权在民并具有建立反帝反封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朦胧思想。但是不可否认，他所规划的国体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个国家政权占主导地位的不可能是工农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⑧“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来达到其一个阶级专政的目的”。⑨至于政体，孙中山虽然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弊端有了一定的认识，主张用“五权宪法”来代替三权分立，即在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的基础上加考试权和监察权，从而建立“超乎欧美之上”的政权形式。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只是“济代议政治之穷”，“矫选举制度之弊”，它与三权分立并无本质区别，并未跑出资产阶级议会政体的窠臼。孙中山为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奋斗了一生，临终前还嘱附他的党人要“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成三民、五权之主张。”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