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将军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九·一八”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面前，他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采取不抵抗政策，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他不得不走的一条艰难曲折之路。本文想侧重讨论他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心态和原因，其目的在于探询他何以能走上坚决抗日的道路。 1 从张氏的思想基础进行分析，执行不抵抗政策并非他的心愿。将军初涉军旅之后，逐步形成了“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1928年其父被日本侵略者暗害，更增强了他的抗日爱国意志。为此，他毅然“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促成了国家统一。按照这一思想基础，当事变发生时，他本应率部抵抗，为公，可以保卫国家疆土；为私，可报杀父之仇。但他采取的是执行不抵抗政策。 张将军虽然执行的是不抵抗政策，但又采取了一些抗日措施。在日军占领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东南部以后，他于9月23日发出漾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辽宁省政府行署，并调驻通辽的骑兵第3旅、驻扎洮南的步兵第20旅，配合驻义县的步兵第12旅沿大小凌河布防，保卫锦州和辽西地区。在吉林省，任命省政府委员、法院院长诚允代理省主席，组成吉林省临时政府，与熙洽伪政权对立，支撑抗日局面。在黑龙江省，任命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并支持马占山指挥的嫩江桥抗战。他还采取一些措施，支持和援助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抗日斗争，组织和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战争。这些措施，对于延缓日军侵略东北的进程，促进民众抗日斗争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尽管这些措施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在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暗流里却是十分可贵的。它表明：张将军在执行不抵抗政策时，仍然保持着爱国意志和民族意识，没有忘记家乡父老。 从将军的“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基础，以及他在执行不抵抗政策时仍然采取的一些抗日措施中，我们可看出，张将军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心态是矛盾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是有违个人心愿的。 那么，张学良为什么还执行不抵抗政策呢？许多论著大都强调张氏所以执行不抵抗政策，是因为有“听命中央”，以至某种忠君思想。我并不排斥这一分析。因为张氏本人就讲过：“我们既以听命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中央指示。”①但我以为，“听命中央”只是他执行不抵抗政策的直接原因，而不是全部原因，更没有分析到深层次的原因。 为什么呢？因为张氏与蒋介石，不是通常意义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东北易帜后，东北的军政权力仍由张学良直接掌握，对“中央”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1930年5月10日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希望张学良尽快率军参战，以打败阎锡山、冯玉祥，但他不敢以“中央”的名义向张学良发命令，只能派大员相劝，极尽拉拢之能事。6月21日，国民政府委任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并派代表张群来沈阳，敦促张氏就职，但他迟迟不就。直到蒋介石的军队攻下济南，阎、冯军队败退到黄河北岸，张学良才在9月10日发出“巧电”申明：“凡我袍泽，均宜静候措置”，指挥东北军入关，助蒋打败了阎、冯，并于10月9日通电，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在“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没有多大改变。同时，张学良也不是一位只知服从上司命令的军人，而是一位具有爱国意识的军事、政治活动家。可见，仅以服从上司命令来解释张氏执行不抵抗政策，或者把它做为主要原因，显然是不充分的。 2 根据张学良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以及对他本人的言行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他所以执行不抵抗政策，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具有复杂的原因。 一是“没有把事变的起因和演变，认识得清楚，把握得住”②。将军后来总结了这一惨痛教训。他说，“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求事态不扩大。到现在明白了，对日问题实在没有委曲求全之道，过去那样想，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憧憬。今后我们对日唯有抗战，决不能再蹈前此覆辙！③1930年6月8日，张氏在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两次谈话中，还直接了当的说：“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我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搞政变，我当时可能跟日本拚的”④。 将军对这个问题判断错了，事出有因。有些事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往往是它的假象，而将其本质掩盖着。首先侵占东北，进而扩大侵华战争，把全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国策。不管是日本政府也好，军方也好，都是执行这一基本政策的。但是在侵略东北时机的选择和手段的运用上，日本政府和军方有所不同。因而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竟以超然态度自居，似乎侵占中国东北，仅是日本关东军所为。9月19日日本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并于24日发表声明，声称：“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有决心和中国采取竭力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尽管日本政府并没人采取任何措施限制关东军的侵略行径，但是它这一“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的诺言，的确迷惑了一些人，使人们感到“九·一八”事变，不过是关东军挑起的地方性事件，事态不一定扩大。 二是寄希望于全国抗战和诉诸国联。这是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两个精神支柱。 事变发生后，张氏第一次公开讲话就说：“我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是义不容辞的”⑤。张氏在与其弟张学思的谈话中，把这个问题说的更明白。他说：“难道我就愿意不抵抗吗？我就愿意丢掉国土、丢掉老家和祖坟不管吗？唉！事情很复杂，不是凭感情冲动就能解决的。你要相信，东北问题中央政府不会不管，国际不会不主持公理，我们要听蒋先生的呀！”⑥这里不难看出，张氏寄希望于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虽然有诸多原因，例如某种恐日心理，保存自己实力的思想，但根本原因是，对蒋介石采取的不抵抗政策的本质及其顽固性认识不清。他以为，东北已统一于中央政府，东北的丢失，中央政府不会坐视不管，定要发动全国抗战，收回东北。但蒋介石却不这样想。1933年4月7日蒋介石在对“剿共”高级将领的训词中说：“东三省热河丢掉了，自然是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丢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立场上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是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在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在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的主义又不能在东北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我们是不能负责的”⑦。像张学良这样善良的人，是无法理解这套荒谬哲学的。这时的张学良还对蒋介石充满轻信和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