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本世纪初我国人民的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的爆发，除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各种客观条件外，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主观条件，这就是有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立志救国，他们早就为宣传和组织群众作了大量工作，从而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发展准备了充分的条件。邓中夏就是为五四运动进行了一系列重要准备工作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之一。 邓中夏原名邓康，湖南宜章人。1917年暑假，在湖南高师文史专修科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他在湖南高师，与蔡和森是同班同学，经蔡的介绍，与毛泽东也成为挚友。此时他已经是一个满怀爱国思想、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十月革命的成功，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也引起了邓中夏的极大注意。他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多方搜集资料，研究十月革命的情况，认为中国革命也要“走苏俄的道路”，并立志救国，积极投身于北京学生的救国运动。 组织北京学生首次救国运动 五四运动前一年，即1918年5月，北京两千多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反对日本占领青岛。这是我国有大学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邓中夏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这年5月中旬，留日学生李达，李汉俊等1400多人回到上海，并设立救亡团本部。随后李达等到了北京，与北大学生中的活动分子邓中夏等取得了联系，共同商讨救国的行动计划。5月20日晚，在邓中夏等人的组织下，北京大学召开学生大会，北京其他高校学生代表也应邀出席。留日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表演说，控诉日本的侵略罪行，坚决主张废除卖国《协定》。北大学生代表也慷慨陈词，响应留日学生的主张。会议开得激动人心，许多同学痛哭流涕。最后，全体学生决定与留日学生一致行动，第二天就去总统府请愿。 5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师大前身）、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校两千多学生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强烈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收回山东半岛，情绪十分激昂。当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直系军阀冯国璋被迫接见了学生代表，用花言巧语欺骗学生。同学们因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听信了冯的谎言，回校后第二天便宣告复课。实际上段祺瑞政府根本没有接受学生的要求，不但没有废除《协定》，而且不久又与日方签订了实施这个协定的详细《办法》。因此，这次斗争实际上失败了。 但是，北京政府无耻的卖国行为和顽固态度，却使邓中夏等爱国学生得到一次有益的教训。他们认识到，仅仅组织一两次游行示威是救不了国的，必须把爱国学生真正地组织起来，进行深入持久的斗争。因此，这次游行示威后不久，在邓中夏等人的活动下，北京一部分爱国学生便组织了学生救国团，天津学生也建立了救国组织。七月间，北京救国团的代表又会同天津救国组织的代表到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联络，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学生们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秘密团体──学生救国会。救国会总部设在北京，邓中夏、许德珩等北大学生被推选为负责人。① 出版《国民》杂志 邓中夏等人于1918年秋建立的学生救国会，在军阀政府统治下，一时难以公开活动。因此，学生救国会决定首先创办一个杂志，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进行反帝爱国宣传，为大规模爱国运动准备条件。在邓中夏等人的积极活动下，于同年10月20日成立了《国民》杂志社，骋请李大钊为顾问。《国民》杂志社共有社员100多人，都是北京大学和其他高校最进步、最积极的爱国青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不久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中，都是积极的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国民》杂志社成立后，由邓中夏负责的杂志筹备工作进展很快，1919年1月，《国民》杂志（月刊）的创刊号即在北京出版发行。蔡元培校长为创刊号写了序言。《国民》杂志是个宣传爱国思想、评述时事政治、具有反对帝国主义鲜明特点的刊物，它一出版就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 邓中夏是《国民》杂志的主要创办人，又是杂志的编辑之一。他经常用“大壑”为笔名对国内外大事进行评述。1919年2月至4月出版的三期《国民》中，邓中夏先后发表了《欧洲和议吾国委员之派遣》、《国防军之成立》、《国防军与日本》、《中日新交涉》等八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邓中夏借助国内外报刊舆论，以大量的事实，犀利的笔锋，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收买北洋军阀，控制我国军事、财政大权，侵占我国领土，妄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同时也揭露了军阀头子段祺瑞为扩张自己的势力，不惜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出卖国家利益的罪行。 1919年3月，邓中夏在《国民》第三期发表了《国际军与日本》、《中日新交涉》等文，充分地揭露了段祺瑞的卖国罪行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永远霸占我国领土的野心。吸引了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对巴黎和会的注意，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 为了向广大劳动群众进行爱国教育，邓中夏在校长蔡元培和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支持下，与廖书仓等同学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1917年3月7日，他们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启》和《简章》指出：本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教育活动采取露天讲演方式进行，“讲演分为定期与不定期两种”，定期讲演“每月4次”；不定期讲演，则根据需要在假期和重大节日进行。 讲演团章程和招收团员启事公布后，很快得到许多同学的响应，十多天内就有30多人向邓中夏报了名。从4月1日开始，讲演团将团员编成4年小组，在邓中夏等率领下，到北大东便门外蟠桃宫举行露天演讲，邓中夏演讲的题目是“现在的皇帝倒霉了”。其他团员演讲的题目有“平民教育演讲之意义”、“勤劳与知识”、“如何求幸福”、“爱国”、“国民应尽之责任”等。他们的演讲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热烈欢迎。有一天“黄沙满天，不堪张目”，但演讲照常进行，“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4月下旬，讲演团又在地安门外护国寺开辟新的讲演场所，演讲的题目更带政治色彩，如“什么是国家”、“权利”、“平民”、“寄生虫”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