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震惊世界的重要历史事件。1937年7月7日夜间，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后，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挑起事端，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事件会导致八年之久的中日战争呢？日本学者秦郁彦曾写道：“从日军一木大队，清水中队在7月7日夜所采取的行动看不出有挑衅的意图。因此，如果第二十九军方面的行动和反应，稍微慎重和适当的话，卢沟桥事变是不会发生的，就是发生了大概也会按照局部纠纷处理的”。①这种说法显然是回避了事实的本质。现在，重新探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原因及其影响，对揭露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残暴罪行，加深对中国人民神圣正义的八年抗日战争的认识和了解，仍是十分有益的。 （一） 远在明治时期，日本国内资源极为短缺，市场十分狭窄，原始资本积累不足，成为后起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日本统治集团为了谋求资本主义的发展，冲破这一障碍，曾以“强兵为富国之本”为号召，逐步制定了一条“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东亚”的大陆政策。 1890年3月，新任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了“利益线”论。他在《外交政略论》中指出：日本“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保卫主权线──日本固有疆土，二是保护利益线──与日本密切关联的地区。②所谓“保护利益线”，当时指的是侵略朝鲜，因为朝鲜所处的地理位置离日本最近。1895年，山县又进一步提出要占有“新领地”，只有把利益线扩大到“满洲”去，日本才能成为“东洋的盟主”。在甲午战争中，日本采取行动，局部控制朝鲜，占领了辽东半岛；只是由于俄、法、德三国的干涉，辽东半岛才被清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军国主义者同沙俄厮杀，再次侵略中国东北。日胜俄败，日本旋即雄居大国之列。朴茨茅斯和约签订使日本实际上已成为朝鲜的太上皇。随后，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到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夺取了原为沙俄占有的旅大租借地、南满铁路等在大量权益，实现了日本把“利益线”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南部的步骤。小村得意洋洋地宣称：“满洲最好的地方已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③至1906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已在东北南部地区建立起被称为“三头政治”的一整套殖民侵略机构，即关东都督府，满铁公司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它使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有了立足点，不仅获得了资源和利润，养肥了财阀，而且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 1908年，桂太郎内阁提出了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要永远保持下去”的方针。桂内阁在《对外政策方针决定》中规定：要确保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必须采取措施，使满洲的现状永远保持下去”。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统治集团千方百计谋取帝国主义列强承认日本在满洲享有“特殊利益”。在1912年，日本帝国主义还趁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策动了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刚刚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日本，企图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同月，山县有朋以元老身份向大隈重信内阁提出《对华意见书》，他声称：日本为了获得“满蒙”，“不但牺牲了十多万人的生命，而且耗费了近20亿日元的财富”，因此，日本在满蒙取得权益是当然的利权。⑤“以鲜血换得在满蒙的特殊权利”的论点就成为日本当权者对“满蒙”的基本立场。1915年，大隈内阁胁迫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企图延长旅大租借地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经营权为99年，还要攫取大量的其它权利。接着，1916年日参谋本部第二部趁中国政局动乱又策划了更大的“满蒙独立”阴谋。唆使企图复辟清朝的“宗社党”和蒙古部族，在“中国浪人”和形式上退役的日本军人指挥下，举兵闹事，并试图搞掉东北军阀张作霖。只是由于袁世凯很快死去，日本政府和军部企图让继任总统黎元洪充当日本傀儡的“满蒙独立”运动，才暂告停止。 1921年，原敬提出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与日本“生存”密切相关的论点。当时，原敬内阁制定《对满蒙的政策》规定：“不仅要确保和有效利用我国在满蒙既得的特殊地位和利权，而今后必须进一步努力，获得我国之国防与国民经济的生存上所必需的地位和权利。”⑥这样，日本当权者把“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同日本的“生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突出强调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到了20年代后期，由于日本经济危机趋于严重，美国积极向远东扩张，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27年4月山县有朋的后继人，长州军阀首脑田中义一上台，明确提出了“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大陆政策的战略方针。6月，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拟定了日本准备使用武力占有“满蒙”和侵占以后再宣布“自治”的统治方案。田中内阁在6月末到了7月初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从此，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的所谓“对华积极政策”，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动方针，这就为4年以后的“九一八”事变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