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瓦窑堡会议到1937年夏，是中共的各项政策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策略思想的发展表现在：(1)进一步发展了“上层统战”和“下层统战”相结合的策略；(2)确立了“逼蒋抗日”的方针；(3)提出了“把敌军变友军”的策略；(4)改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为“民主共和国”；(5)调整一些具体政策；(6)提出“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思想。 1935年瓦窑堡会议后至1937年夏，中共为落实瓦窑堡会议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从各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思想。 一、进一步发展了“上层统战”与“下层统战”相结合的策略思想 早在1935年夏，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愿意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携手抗日，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上层统战”的基本思想已经提出来了。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明确论述了实行上层统战和下层统战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的问题，还讲了各种统战形式运用的对象和方法。此时中共所说的“上层统战”，还没有把掌握南京政权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包括在内，认为党的主要任务是“反日讨蒋”，并且把张学良与蒋介石、汪精卫相提并论，①没有看清他们之间的区别。 1935年12月，中共瓦窑堡会议肯定了实行“上层统战”与“下层统战”的提法，认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②很明显，这时所说的“上层统战”，还不包括蒋介石在内。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虽然已经谈到了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可能引起中国地主买办阶级营垒的分化，但是也未明确把蒋介石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所以，到1935年底，中共所说的“上层统战”没有明确包括蒋介石集团在内，这与后来所说的“上层统战”的涵义是有区别的。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从各方面广泛进行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采取了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相结合、着重开展上层统战的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党的“上层统战”思想也有了很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一）把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等作为上层统战的重点。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向东北军发出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呼吁东北军与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提出了在东北军中进行统战工作的方针和办法，主张“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在实践上，党采取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相结合，争取整体与争取局部相结合等办法，从各方面展开了争取东北军及西北军的工作，终于实现了西北大联合，为建立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二）注重国民党军队中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以往，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统战工作，是以争取士兵和下层军官为主。随着形势的变化，到1936年，党开始注重国民党军队中的上层统战工作。对此，张闻天1936年在给刘少奇的信中指出，在白军工作中，“特别要抓住官长中的工作，要有一定的人同一定的官长发生良好的关系。过去我们只做士兵工作不做官长工作的白军工作，是根本错误的。”③ （三）改变了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态度，把他们也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指出，只有全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才能抗日救国，“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④这个宣言公开把国民党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了。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中，确认南京政府为统战的“必要与主要对手”。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统战工作已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四）支持爱国领袖的爱国主张和活动，主张团结抗日。1936年，毛泽东曾先后致函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宋庆龄、蔡元培等，支持他们的爱国言论和行动，认为“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⑤ 二、确立了“逼蒋抗日”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处心积虑地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因此，中共采取了“反蒋抗日”的政策。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的步伐，要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逐步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面对这种形势，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都要求抗日救国；一些开明地主、大资产阶级、地方军阀，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对日态度，要求抗日：国民党政府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由于日本的侵略触及了他们的利益及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而开始改变了对日态度。南京政府对日态度日益强硬，并开始作抗日的准备，同时与中共进行了初步的接触。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以前所提的“反蒋抗日”或“抗日反蒋”口号，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为了进一步推动蒋介石南京政府转向抗日，团结各方面的人参加抗日，中共逐步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变为“逼蒋抗日”。 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在致张闻天的电报中提出：“目前应团结抗日，不应发讨蒋令”。5月5日，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中共公开放弃了“反蒋”的口号，向国民党南京政府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⑥文件还建议，国共两党派出全权代表进行谈判。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⑦《指示》还指出，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此后，中共为求得“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做了大量工作，到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党的“逼蒋抗日”方针终于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