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不仅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而且也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树立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光辉典范，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大贡献，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近年来，大批论文，论著多层次多角度地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笔者不惮简陋，对这条道路的开辟作一番史的考察，就教于大家。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为日后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开辟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事。但任何历史现象的发生就其终极原因而言都具有发展的规定性。从社会性质来看，这条道路的开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从革命的发展来看，它的开辟则又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样的国家中，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发动农民，马恩经典作家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忠实的同盟军。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尤其是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战略思想，指出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赢得胜利的关键①。处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宁，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具体特点，进一步发展了工农联盟的思想。他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等著作中反复强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并与最广大的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领导农民打倒封建地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经典作家对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认识的理论指南。 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是深刻的，他们从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出发，研究农民运动的经验，充分论述了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李大钊指出：中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农民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而当时“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②再加上“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扰乱中国，以致内乱踵起，影响所及，日益扩大，其结果遂使中国全国的农民生活不安定，以急转直下的趋势，濒于破产的境遇”③。因此，反帝反封建是农民的一致呼声。恰如邓中夏所言，“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业群众”在革命运动中“是不可轻侮的伟大势力”。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预言：“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与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④邓中夏甚至明确指出：“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假设没有这种势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⑤。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有着杰出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领导农民运动，并在总结农民运动成败的基础上，在进行广泛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分别在1926年3月及1927年初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对中国会社及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⑥作了科学的分析，明确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他们“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中农，是我们争取的力量，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则是我们依靠的力量“⑦。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必须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论述，集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研究之大成。 与此相对应，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越来越明确地肯定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那大量的贫苦农民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⑧1924年的中共“四大”上还专门通过了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第一次把农民问题和无产阶级领导权联系起来，明确地表达了没有农民参加，就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的思想。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农民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有不少地方还尝试着建立农民政权，组织了农民武装。“一切权力归农会”。据统计，到1927年的3月中旬，全国的农会会员达500万人左右。无疑，大革命时期，对农民问题的阐述以及农民运动的展开，为造就“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和实践创造了条件。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大革命失败后引出的经验教训。就整个来说，大革命时期我党对武装斗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并不能抹杀这一时期我党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在这里，周恩来同志有着卓越的贡献。早在欧洲留学期间，他就确立了对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在《评胡适的“努力”》、《德国问题与革命》等一系列文章中，再三提出并阐明创建革命军队、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国共合作建立后，他参加了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创建了我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通过参与平定商团判乱、东征讨伐陈炯明等一系列军事实践，初步提出了建军的几个原则问题。指出：“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革命军队是“为人民所用的军队，是苏联红军那样的军队”⑨。要建立这样的军队，须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建立“农民自卫军，工人自卫军”；其次，在国民革命中，创建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革命武装；再次，改造旧军队。周恩来的这种建军思想，虽然不很完备，但它的开拓意义却是重大的。大革命时期，我党组织了一些农民自卫军和工人自卫军，到大革命后期，我党已领导和掌握了一批武装力量。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并与次年2月成立了中央军事部，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同年11月，中央军事部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出任书记。可见，在大革命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党逐步加深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对此，毛泽东曾有一个总结，他说：我党虽在1921年到1924年的几年中，不懂得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1924年到1927年，乃至以后一个时期，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较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了军事的重要了⑩。恰是这个“重要”的懂得，为日后武装开辟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