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五卅”运动的总结，一方面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另方面也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缺陷，这就是“左”倾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这些“左”倾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片面认识，提出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发展是国民革命的唯一保证，以及对革命发展趋势的过左估计等，从而对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 “五卅”运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左”倾思想 1925年5月，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和英帝国主义巡捕开枪屠杀游行群众为导火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和罢市，形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卅”运动。这次运动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威信，形成了“五四”运动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 “五卅”运动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各个阶级的力量、政治态度，以及革命领导权等问题的认识，是在不断丰富和深化的。但由于缺乏实际斗争的检验，这些理论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论。 尽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如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但这些运动都是比较纯粹的工人运动。“五卅”运动则不同，它不仅在规模上大大超过了历次罢工运动，而且在革命运动中，各个阶级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进行着不同的表演，各自显露出自己的真实形象。这就使得党的理论工作者能够一方面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另方面对各个阶级进行现实的考察和理论上的总结。这些直接来源于现实的革命斗争的总结，无论从正面或者负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纯理论的探索所无法比拟的。 “五卅”运动发生以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张太雷、刘少奇等人先后发表了大量文章，对“五卅”运动进行多方面的总结，其中以瞿秋白的文章数量最大。这些总结的主导方面的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不少结论带着偏激的情绪，具有明显的“左”倾色彩，与党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有着直接的关系。下面试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论述。 右倾机会主义的盛行是大革命失败的最主要原因，这是公认的、不容怀疑的正确结论。但也正是这一人所皆知的并已成为常识的结论，使人们的思维形成了定势：把大革命中中共所犯的错误皆理所当然地归结在右的旗帜下。其实，事实远不是如此简单。在大革命中，当右倾的理论形成并逐渐占统治地位的同时，“左”的盲动主义也悄然兴起，并呈加速运动的趋势。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及时纠正和批判右的投降主义错误是无可厚非的。但因此忽视已露端倪的“左”的错误，并认为这些过火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这就给“左”的错误的滋生壮大提供了契机，最终给中国革命带来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因此，尊重历史事实，认真研究大革命时期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掩护下的“左”倾错误，是十分必要的。 中共对“五卅”运动的负面总结，标志着中共“左”倾思想的开始形成。这些“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民族资产阶级片面、错误的估计 在“五卅”运动中，与工人阶级的英勇表现呈鲜明对照的是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资产阶级，特别是上海的资产阶级站在反帝的、却又明显妥协的立场上，企图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并限制运动的规模，不允许运动转变为人民的反帝革命。资产阶级当没有达到目的时，便离开了运动。这种表现自然激起了共产党人对于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感。加之，在运动中上海资产阶级的九家大报态度消极，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丁文江等人主张“走低调”，戴季陶提出“单独对英”。这一切，使得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不仅产生情感上的厌恶，并由此产生了认识上的偏颇。 陈独秀1925年11月在《问导》上发表的《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一文，突出地代表了这种愤激的情绪和片面的认识。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最后阶级，临了末运。所以现在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站在被革命的地位，都已反动了。“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原则上，他被迫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重势力之下，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五卅运动起时，我们绝不死守成见，我们颇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国资产阶级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在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了。”① 刘少奇在《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中指出：“上海在‘五卅’事后，中国大商家也同有罢市的举动，但非其本意，完全是受工人、学生之包围而罢市的。在此即可见中国大资产阶级之革命性不充分，并有很多事实，可证明大资产阶级之妥协与反动。”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