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和由此掀起的大革命浪潮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十年了，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辉煌而又悲壮的一页。让我们在历史的激流中撷取思想的浪花。 历史的漩涡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20年代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20年代初的中国，北洋政府推行了典型的卖国政策，频繁的战乱使中华大地硝烟弥漫，到处伤乱不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不屈不挠地抗争，由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由护国战争而护法战争，却屡遭失败，1922年北伐不成却反遭陈炯明之变。共产党既已诞生，却又如此年轻。内的、外的、新的、旧的、进步的、落后的、革命的、反革命的，种种矛盾交汇成历史的漩涡。中国在十字路口徘徊。 当帝国主义各国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时，他们将黑手伸向中国。他们深知，仅靠他们是统治不了中国的，所以他们便与中国的反动派相勾结，扶植各自的傀儡。于是列强之间的矛盾就转换为中国军阀之间的矛盾。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剥削压迫使中国人民极端贫困，极大地加深我们的民族危机。回顾近代以来的兴亡历史，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增强民族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没间断过。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大革命的掀起是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也是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力量的更大规模的集结，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历史的选择。 统一战线中的“国、共、苏”三角关系 孙中山逝世前在他的遗嘱中说，要实现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①在近代历史上，第一个能比较平等待我的大国是苏维埃俄国。苏俄分别于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发表了两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放弃以前所侵占的一切领土，建议恢复外交关系和缔结友好条约。这给灾难中的中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与此同时，列宁开始研究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暂时的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②这一思想直接指导了中国的国共合作。可以说，列宁是国共合作问题的始作俑者。而这，又出自于他对俄国新政权的安全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全局的策略考虑的。这种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确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援助，而苏俄新政权的巩固也需要中国进步力量的支持。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无非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于是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联盟是通过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来实现的。换言之，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是代表着和隶属于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合作的。所以，国共合作从酝酿到建立，中国共产党是相对被动的，在思想、心理、策略上的准备均不足，意见也很不统一，导致某些行动的盲目性。合作过程中的很多策略上的失当和在大事变面前措手不及均与“苏俄（共产国际）──国民党──共产党”这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和共产党在其中所处的被动地位有关，只有从这个三角关系中考察，很多问题才能获得解释。 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苏俄与孙中山联盟起于1923年1月26日的《孙文越飞联名宣言》，其主要内容是越飞（代表俄国政府）赞同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并没有使两者实施成功的条件；孙中山同意苏俄继续驻兵外蒙，并维持苏俄在中东铁路上管理的权益。当我们回过头考察这一宣言时，应该承认，它是中苏两国人民友好互助关系的开始和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但令人困惑的是，亲自帮助创建中共的苏联（包括共产国际）何以公开宣称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而孙中山何以认可苏联不从中国外蒙撤兵并维持中东铁路现状？苏联既已表示放弃帝俄在华权益，何以在宣言中却要维持上述权益？这一宣言所包含的历史内涵是： (1)苏俄在本国安全、利益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上，更多地考虑前者，因而迁就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不能引用于中国，以换取孙中山对苏俄和外蒙、中东铁路权益的支持（到1925年，苏俄实际上拥有了中东铁路的所有权）。这就使信仰共产主义、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奋斗目标的中共无所适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这一点也许不无关系）。 (2)孙中山为了谋求苏俄对国民革命的援助，迁就了苏俄暂时驻兵外蒙和维持中东铁路现状的要求。在国家主权上的让步，显然与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抱负相矛盾，作此决定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 (3)正因为苏俄与孙中山为了达成这一协议，苏俄才在此之前将孙中山唯一能接受的“党内合作”的决定通过共产国际的纪律加之于中共，这一决定是从属于苏俄对华的总政策的。而中共领导人也是因为这是共产国际不可变易的决定才在1922年8月的西湖会议上接受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但会后只有党的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党因此又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指责，直到三大之后，才有真正的改变。 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中共从反对到接受到付诸行动过程中，党员的种种疑虑是可以理解的，其种种反对意见并不见得正确，但中共在这一过程中缺乏独立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这又与党的幼稚有关）。因此，国共合作很大程度上是按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既定方案进行，国民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三角关系，实质上是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二极关系，而这二极关系也就代表着中苏关系。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常务案之所以以共产党的退让妥协告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方面为了维持这种二极关系。在这种二极关系中，中国共产党的处境很大程度上由国民党和共产国际所决定。一旦二者出了问题，那么首当其冲的是共产党人。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在与党的命运休戚相关的问题上，党的独立自主是至关重要的。国共合作的破裂和灾难性后果，共产国际是负有重要责任的。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话来说，就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