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一般占有较多的土地、耕畜、农具，他们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带有半封建性质。他们以剥削农民的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同时自己也参加劳动，在这一点上，它又属于农民的一部分。因此，在一定时期，他们会同农民群众一道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在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可能中立。但革命发展对他们不利或革命力量不够强大时，他也可能站在地主一边反对革命。中国共产党根据富农的阶级特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革命任务的不同和斗争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对富农的政策。总的来说，在民主革命的时期，我党对富农主要采取“限制”政策，取消富农的封建剥削部分，保留其资本主义剥削部分；在社会主义时期，富农成为革命对象，我党对其采取了由限制到逐步消灭的政策。我党对富农的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下变化： 一、由没收富农全部土地转变为没收富农多余土地 在1924-1927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抑制农民运动，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因此当时党对富农的政策还不可能触及。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吸取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教训，开始独立领导农民运动，开展土地革命。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但土地革命到底怎么搞，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等一系列问题，都不明确。在讨论《最近农民问题决议案》时，毛泽东曾提出四条意见，其中第三条是：“自耕农、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所以要确定方向。”毛泽东的意见，无疑指党对富农应规定一条正确的政策。但是由于时间仓促，会议只开了一天，没有规定如何对待富农的斗争策略。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认为：“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①在这里，“拿住富农”相当于“中立富农”的意思。然而湖南省委“拿住富农”的政策并没有引起中央的注意。 同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土地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党纲草案。它规定：“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的劳动平民所公有”。1928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第三十七号通告，对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制定了纲要。《纲要》规定：“一切土地实行公有后，重新分配给农民耕种。”②1927年11月的《党纲草案》和1928年3月的《纲要》对土地的处理有一个共同点，即“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没收一切土地，当然也包括没收富农土地。把地主和富农混在一起，不加区别，同时打击，这显然是一种过“左”政策。这种政策，促使富农跑到地主一边共同反对革命。当时井岗山根据地就有过富农和地主一起引导反动军队烧屋、杀人之事。针对这种情况，湘赣边界党组织提出“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其不敢帮助地主阶级”③的斗争策略。然而由于当时土地斗争刚开始，没有经验，虽然提出用“恐怖手段威胁”的策略，却拿不出具体的办法。 1928年7月，党召开了“六大”，这次大会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富农问题。“六大”决议案，分析了中国富农的特点及阶级属性，指出中国富农是以“靠剥削雇农”为“主要经济特点”的“农村资产阶级”④，对待富农要根据它对革命的态度不同而加以区别。当富农尚未反对革命时，要争取他参加“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当富农发生动摇时，“不应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当富农反对革命时，“应与反军阀反地主的斗争同时进行”。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使“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在土地政策上，决议案改正了“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明确规定：“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⑤，分给无地少地农民使用。 “六大”把地主和富农区别开来，在土地斗争中使富农保持“中立”，这是难能可贵的。它纠正了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没收一切土地，地富不分，过分打击富农的“左”的偏差。“六大”对富农形成了基本正确的认识，为以后我党制定正确的富农政策奠定了基石。当然“六大”的对富农的政策还缺乏相应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具体规定。 各根据地得知“六大”精神后，在富农问题上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从而使“中立富农”政策得到逐步完善。 1928年10月，闽西根据地在分配土地中，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同志深入群众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制定出分配土地的政策和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并用“抽多补少”的办法去实行分配。但人们在实践中往往是“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富农把持肥田，在平分土地时总是把瘦田拿出来给贫雇农，贫雇农得到的只是山地或瘦地。因此，人们发现分配土地时只实行“抽多补少”，还不能达到限制富农的目的。后来，在分配土地时除“抽多补少”外又加上“抽肥补瘦”⑥把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仅没收了富农多余的那部分土地，消灭了他的封建剥削部分，而且也解决了富农只占好田，贫农只占差田，有利于富农，不利于贫农的现象，因而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在鄂豫边区，党对富农的策略分别不同地区作出了规定。在开始斗争的地方，政策可以适当放宽些，如：“对富农可酌情实行减租减息”；“禁止对富农罚款勒捐”；“酌情可允许富农加入农民委员会，但禁止当选执委”等。在斗争发展的地方（苏区），“分配富农剩余的土地”。同时，根据富农对革命不同态度区别对待，“对于反动富农与地主一样处置”，对“同情革命的富农应有苏维埃的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⑦鄂豫边区党组织在贯彻“六大”决议精神时，能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规则，这是非常可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