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和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两位重要历史人物。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第一个正式代表到中国以后，其与陈独秀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代表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关系，并且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马林于1920年6月到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担任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秘书后不久，共产国际委派马林为“直接代表驻在中国”。他接受委派，于1921年4月动身来华。马林自称，共产国际对于他的使华并没有什么专门指示。①但是，从马林到中国后的活动看，实际上他是负有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在中国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这两项重要使命的。 1921年6月，马林到达上海，即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汉俊、李达建立了工作联系，并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上海发起组的努力工作，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列席了大会。中国共产党由此正式宣告成立。 中共“一大”以后，马林对中共的工作很不满意，要求在广东的陈独秀回上海履行领导职务。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长职务回到上海，开始了和马林的接触。由于二人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并且性格都很倔强，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甚至发生冲突，经过几多周折，二人的认识才逐渐一致，关系也趋向好转。主要事实如下： 第一，关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共产国际自成立之日起就实行了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以加入国际各国党与共产国际实际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特别是由于共产国际领导人过分强调集中、统一的一面，使共产国际可以超越各国党独断处理其他国家应当自行解决的问题，共产国际代表拥有对其他党发号施令的权力。共产国际的这些做法，曾经引起了一些党的不满和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些情况了解并不清楚，便在党的“一大”会议上作出了拥护共产国际，党中央每月应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的原则规定。经过同马林的交往，这个问题又成为有待考虑和具体明确的问题了。 马林到达中国以后，就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号施令。他在同李汉俊、李达的会晤中，声称他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李汉俊要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支持。李汉俊觉得马林的要求过于唐突，便拒绝了马林的要求，并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国际，它与共产国际代表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有待研究。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由于发生这些争执，他们的会见陷于不愉快的僵持状态中。②陈独秀回到上海后，也对马林这种以领导者自居的态度极为反感。据李达回忆，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几乎每星期要约集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三人会议一次，听取报告。陈独秀汇报了一次，第二次就不去了。后来陈独秀要对马林闹独立，声称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我们干我们的，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于是他一连几个星期不出来与马林等会面。③包惠僧也回忆说，马林在与陈独秀的最初会谈中，就对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有分歧。马林坚持己见，陈独秀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共产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待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和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及对中共无事生非的攻击。④ 与此同时，马林与陈独秀又因马林擅自派中共党员张太雷去日本一事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二人处于各不相让的僵局之中。⑤这一具体事件，不仅使二人、而且也使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在这期间，李达、张太雷等人都劝说陈独秀改变态度，同马林会面，因为中国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是不可能成功的。陈独秀的态度开始变化。马林也因几次碰了钉子，高傲自大的态度有所收敛。这为矛盾的解决创造了条件。恰巧这时又发生了陈独秀被捕事件，成为打破马林与陈独秀之间僵局的契机。1921年10月，法租界巡捕房以陈独秀主编《新青年》，宣传过激主义，有害租界之治安为由而秘密逮捕陈独秀，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人。后经各方营救，特别是马林和张太雷做了大最工作，使法租界很快开释了陈独秀等人。有了这次患难与共的经历，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好转起来。陈独秀出狱后便努力负起了党中央书记的责任，马林也派张太雷向陈独秀转达他的慰问之意。随后，陈独秀同马林经过两次会晤，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达成了谅解。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负责领导，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只与中共领导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陈独秀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⑥从此以后，他们经常会面，商讨问题。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基本上确立下来。以后，中共“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正式确认了这一关系。 第二，关于国共两党合作问题。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明确提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后，共产国际又多次研究制定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但是，具体到中国，究竟谁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开始并未认识清楚，曾经有过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的方针，最后才采纳了马林的建议，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政策。 马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觉得中共的力量太小，难以独立完成革命任务，必须寻找可以合作的力量。于是，他于1921年10月，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代表张继，表示希望与国民党建立联系。国民党方面邀请马林赴华南访问孙中山。12月，马林偕翻译张太雷前往桂林会见孙中山，与之进行了三次长谈，商谈了国民党同苏俄及中共的关系问题。孙中山表示只能待北伐胜利结束之后，他才能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在此之前只能建立非官方的联系。在同中共的关系上，也只是表示“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⑦会见孙中山之后，马林又到广州等地考察，通过与国民党领导人的接触，他对国民党颇有好感，认为孙中山可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国民党的党纲，使得各种不同的团体都能加入进去，社会主义者入党也成为可能。基于这种认识，马林回到上海后，便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国共合作问题，建议中共放弃“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