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他在繁忙的外交活动之余，特意抽出时间，拜访已故著名政治活动家来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的夫人法尼亚·谢苗诺夫娜。当周恩来走进会客厅时，法尼亚·谢苗诺夫娜憔悴的面庞，溢出欢慰的笑容，她蹒跚着从室内拿出一张鲍罗廷身着中国丝绸衬衫的照片，随后又双手捧出一条她用俄文绣的“永恒的友谊和纪念”的丝巾递给周恩来。周总理仔细端详，赞不绝口。然后，扶着法尼亚坐在沙发上，亲切地询问起她和孩子的情况，并递给她一包礼物，深情地说：“这是小超送给你的，作个永久纪念吧！”说着俩人便回忆起30多年前，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工作、战斗的往事。虽事隔久远，但那难忘的岁月里发生的事，仍晴晰的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临别时，周恩来紧紧握住她的手，意味深长地说：“请多多保重。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鲍罗廷。” 孙中山说，鲍罗廷办党报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1923年8月，孙中山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涣散、软弱的现状，派遣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意欲学习苏联的政治、军事和党务。在此之前的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身患重病的列宁亲切接见国民党代表瞿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询问他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以表达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及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孙中山让蒋介石等向苏联政府转达他的迫切愿望，让派得力的顾问团，常驻中国，帮助他所领导的国民革命。 1923年10月，鲍罗廷受苏联政府的委派，率领顾问团来到广州。在欢迎苏联顾问团的大会上，孙中山热情地赞扬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并请鲍罗廷站起来，向在场的国民党领导人说：“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我请鲍君做吾党组织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报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鲍罗廷于1884年7月出生于拉脱维亚，青年时就投身革命，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在西班牙、墨西哥、美国和英国都有传奇的革命经历。他在来中国前已经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并和苏联政府副外交委员加拉罕进行了交谈，来到中国后的实地感受，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现状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私下对孙中山说：“尊敬的孙博士，恕我直言，您的这个党确实糟透了，成分复杂，人格不齐，确切地说，它还不能算一个政党。您在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为中国共产党所承认的。请原谅我的直率，您所创建的这个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和中共同志建议改组国民党，纯是出于真诚的愿望。我想，孙博士也一定知道它的紧迫和重要。” 孙中山十分赞赏鲍罗廷的坦率，他告诉鲍罗廷，陈炯明的叛变已使他抛弃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幻想，虽已对国民党实行改组，只是不够理想。现在天赐良机，他想借重鲍罗廷的才能和经验，借重中共的帮助，使国民党改组工作真正地开展起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23年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鲍罗廷被聘为顾问。同时，他还是孙中山的私人高级顾问。自此，他在国民党内已具有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特殊地位。他可以出席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各种会议，并参与起草、审阅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决议。鲍罗廷以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政治成熟和才思敏捷的工作技能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他与孙中山在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合作愉快，关系融洽，就是在孙中山北上病重北京，鲍罗廷也陪侍左右，孙中山入协和医院施行手术时，又委派鲍罗廷为政治委员会顾问。这位垂危的革命家在病榻上反反复复呼喊：“只有当俄国人帮助才……，只有当俄国人帮助才……”临终前，他立下了三个著名的遗嘱，其中《致苏联遗书》是孙中山口述，而由鲍罗廷和陈友仁整理的。 陈独秀说，鲍罗廷使华，带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政府的援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的改组和联俄政策。 1923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正式发表。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国民党改组，诬篾鲍罗廷和陈独秀，孙中山在他们的联名信上批示，“此件为我请鲍君所起草，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历史的真实确实如此。1922年8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陈独秀还被聘为国民党参议。可是，自同盟会时期起就一直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陈独秀，对国民党了解的太透彻了。所以，对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在感情上总是格格不入，难以接受，多次致信共产国际，陈述反对的理由。他并非全盘的反对国共合作，而只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方式，主张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统一战线。 鲍罗廷来到中国，正是秉承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旨意，督促共产国际决议的执行。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和执行国际的决议，是中共和陈独秀的唯一选择。鲍罗廷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共产党员代表大会上，反复强调国民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努力使国民党真正成为民族革命运动的首领，切实地发展它，赋予它斗争的口号，促进它达到最终目的。国民党作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代表，应该掌握政权。”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后，鲍罗廷进行了实际的指导工作，具体地担当起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工作。他与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陈延年等中共同志，既有良好的工作联系，又有亲密的同志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