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党创立起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并取得巨大胜利。作为这一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曾和党一起，形成了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思想，并对这一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尖锐复杂的现实斗争中，陈独秀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不断变化，日渐产生了放弃和背离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倾向并影响至全党。这也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归于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本文仅就陈独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形成及其演化，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 从五四时期到1925年1月党的四大，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基本形成。在五四运动前后，由于受十月革命和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影响，陈独秀开始改变轻视劳动人民的观念，同情工农大众，赞同“劳工神圣”的口号，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首先从理论上认识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使命。五四之后到党的创立，他走出书斋，又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从实践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在许多文章、演说、书信中，肯定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认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①将工人阶级看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看成社会的“台柱子”。②并基于对无产阶级的这一根本认识，积极投入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发起、创建工作，到党的二大，陈独秀执笔的大会宣言肯定“工人们的伟大势力，”承认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领袖军”，认为中国所有反帝反封建的力量，均应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从1922年初起，在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陈独秀进一步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并由此推测到中国民主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认为“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以推知……采用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③ 三“二七”罢工失败后，陈独秀曾有过一个时期的消沉。但随着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经过共产国际和党内同志批评、帮助，陈独秀对工人阶级的正确认识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消极思想不断得到了克服。1923年11月，陈独秀主持召开的中共三届一次会议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提出共产党“必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④1924年5月，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检讨纠正了党内的右倾思想，确定党在国民党中的工作方针是“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⑤并且已意识到“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即共产党——笔者）和国民党右派之争”。⑥至此，陈独秀对工人阶级的错误认识已基本被“纠正过来”。⑦陈独秀在随后的一些文章中，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基本上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观点。他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中，在论述了历次政治运动后得出结论：“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⑧必须由无产阶级“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不妥协地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⑨在党和陈独秀等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党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发展，并在革命运动实际中形成了“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⑩ 1925年1月，党在上海召开了四大。陈独秀主持会议并向大会作报告。陈独秀的报告得到了代表们的赞同。会议“未经争论”即通过的由维津斯基起草、得到陈独秀赞同的宣言，集中体现了大会的政治路线，正是大会的宣言、报告及决议等文件，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指出“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11)他们“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12)明确提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13)同时，为了保障无产阶级领导权，又提出了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并明确了加强党对各种群众运动领导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样，党的四大就作为党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形成的根本标志而载入了史册。显然，对党的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及其在四大被提出和为全党所接受，陈独秀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四大不仅是党的、也是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和党一起形成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一个根本标志。 陈独秀之所以能在这个时期形成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前已述及，首先在于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开展工人运动的实践，从主观上具有了对工人阶级的正确认识。其次，是在客观上，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示，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虽然与其曾低估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指示相矛盾）。同时，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对这一思想作了不少探索和论述，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接受了这些正确的意见或主张，并在共产国际和党内同志帮助下，纠正了自己的一些偏见和错误认识，从而促进了自己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形成。 不可否认，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在巨大的曲折和反复过程中形成的，是存在着种种缺陷的。从五四时期到创党过程中，陈独秀虽然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头脑中仍残存着轻视劳动人民、轻视工人阶级的意识。及至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他也随之消沉起来，“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14)在党的三大前后，陈独秀在努力实现国共合作的同时，由于受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的评价上的严重缺陷的影响，陈独秀在阶级分析上产生了严重的右倾思想。他先后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重视资产阶级超过无产阶级，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应由国民党来领导（当然，不能将他所说的国民党等同于资产阶级。——笔者），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只有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二次革命论”。陈独秀还接受、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但是，陈独秀在这个时期的上述认识还未定型，“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的，连续一贯的机会主义”。(15)当然更不能将此视为此后陈独秀一以贯之观察、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因为充其量这种错误理论在当时也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既使陈独秀在这段思想上严重右倾的时期内，其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及阶级分析方面，仍是有一定的正确认识的。如他仍认为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最勇敢的先锋队”，(16)没有“这最有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革命“是不能成功的”；(17)在夸大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幼稚性、妥协性，并最早将资产阶级划分为“革命的”、“非革命的”、“反革命的”三部分；在讲农民散漫、难以加入革命的同时，只承认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伟大势力，已有加入革命的可能，等等。这是他的认识能由错误转向正确的基础。虽然陈独秀逐步接受、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但他在这一思想上仍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局限性。如忽视无产阶级对武装力量和政权的领导，未能认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忽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等等。象幼年的党一样，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为时不久的陈独秀，在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上的种种缺陷，及形成这一思想过程中的曲折、反复，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反之则是不可思议的。不独陈独秀为然，党的其他领导人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情况也是不甚了了的。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毕竞基本形成了这一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并投入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际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