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史学界长期以来流行一种“铁案性”观点：即吴佩孚是“英美代理人”，从而将其全盘否定。我们对此难以苟同，特提出商榷意见。 吴佩孚受到英美的瞩目，是1920年吴氏从湖南衡阳前线撤防北归及其一系列叛逆通电，捣皖反日的义举开始的。1922年4月至5月间，吴佩孚在一次直奉之役中一举战胜奉张，即形成“吴佩孚即直系”、“直系即中央”的政治格局。吴氏开府洛阳，是当时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的中心，形似北洋政府的“陪都”。英美势力一时认为，吴佩孚是现代中国的唯一“强人”，表示愿助他统一中国并能取得成功的意向。然而，吴佩孚则将民族大义大利放在首位，正确地认识到：若受人援助，必为人把持，甚至大有损害国家主权领土之虞，故一一谢绝了。在国际交往方面，洛阳外交较为平等。 1923年下旬，前美国驻华公使施坦因卸任后归国途中特意赴洛阳访吴，他在与吴氏会谈时强调说：“吴将军领导中国抗击在满洲有实力之日本，单靠口舌文章交锋（指吴在一次直奉战前与张作霖展开的“电报战”）不可能解决所期望的问题。事情非赖中国唯一实力者洛阳将军亲自出马不可。”在唯恐中国不乱，极尽挑拨之能事之余，略有拉吴赞吴之意。但是吴佩孚却毅然回答说“中国自有处理中国问题之办法，我对满洲问题自有对策（指吴氏联苏联以抗日本和张作霖），无需外人出主意。”①这位美国官员在言谈中确有操纵吴佩孚之念，并在招待宴会上同吴氏“舌辩不休”，②引起吴氏对其“美国朋友”大谈特谈所谓“东北问题论”“日人尝云：满蒙地方与朝鲜之防卫，有密切不可分离之关系，中国往昔未尽充实满蒙之任务，招俄国之觊觎而惹起日俄之大战，若中国奉满蒙之土地而与日本结成功守同盟，为中国计，实为永久保障满蒙地域安全之策，中国岂不因此而收巩固东北屏藩之利乎？此言甚辩。然岂知权力存在之外，即树立根深蒂固而不可破除之日本势力，必使中国永久屈伏而不能自拨，领土只存在其名而亡其实，谁能赞成此说乎？况现实中国之兵力，非复往昔李鸿章时代之可比，而可独任防卫之责。今日世界之形势，迥异于俄国借军国主义以席卷东北之时代而已生一大变化。俄国革命后之形势，一时不致威胁我国之北方，不幸日本之执政者，昧于此势而尚重温李爷（指李鸿章——引者加）时代之旧梦，故余不得不指责此辈之冥顽及其对策之错误也”。③这段话可以显示出吴佩孚抵抗列强之雄心，施坦因无趣无获而返回美国。 同年8月上旬，美国所谓考古学家华肖普博士持美国总统哈定之亲笔信，负有特殊使命赴洛，往七日之久。哈定是当时国际上诸如威尔士·鲍斯者流盛唱所谓“国际共管中国”最富影响的“大人物”。在招待华肖普的宴席之上，吴氏当场取出其日常悬挂于腰间之白玉一块，面交来访的这位博士请其转赠给美国总统哈定，且使其传意于总统哈定曰：“此白玉据中国金石学家之鉴定，大约为三千八百年前之旧物，中国文化之渊源，亦如此白玉同其悠久。侧闻哈定总统为赞同国际共管中国论者之一人，若哈定总统果信此事之可信，请勿踌躇而好自为之。事若有成，乞将今日所赠之白玉，再还原主为幸。”④吴佩孚以那种睥睨一座的浩然民族正气，“敬请美国当局”，“不要忘记中国尚有砥柱中流之实力派巨头”，⑤及其“凛然不可侵犯”的死战精神，将不会给“共管中国论”者带来好的下场。美国博士唯唯取白玉而去。 “国际共管中国”的危机，主要发生于1923年5月5日临城劫车案之时。近20名外籍旅客被劫持为人质，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北京外交团以直系中央政府无维持社会治安及保护外人之能力为由，连续召开紧急会议，严重抗议并提出要派遣炮舰和军队，进驻中国领海领土，特别要对中国铁路实行“国际共管”等出格无理的要求。经过几个月的外交斗争，终于于9月24日通过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按吴氏之意照复16国公使，阐明中国政府立场，驳斥临城劫车案通牒，严重提出：各国要求赔偿损失，“累进加偿理由欠明晰；关于保障问题，则谓扩路为目前中国内政要举，现中国已主动整理；关于惩罚失职官吏，乃属中国内政权限，负责人已按法惩处”，其具体解决办法是：(1)该案与政府无关。旅客可以取得一部分补偿，但决不认为是中国政府的“道歉”赔偿。(2)以后铁路沿线，中国政府自当加强防范措施，根本无所谓“国际共管”奇谈。(3)惩处事故负责之官吏，是中国政府权威之所在，与外国绝无关系。⑥从这一国际重纠份案中也能看出吴佩孚一生最恨外人干涉中国内政。在临城劫车案后吴趁美国博士访洛之机，发表其反对“国际共管”中国的意见及驳回16国通牒之立物，集中表现了吴佩孚对外关系的抗争性。 同年8月14日，美国联合英、法、日等国以各国公使团名义再向直系中央政府提出警告：目前江浙形势异常紧张，大有危及侨民生命财产之虞，如若“在该地区发生战争，中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若中国方面有保护不周时，各国必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及方法，对侨居上海及附近地方外人之生命、商务及财产，作适宜之保护”。⑦对此，吴氏令外交部指示江浙战事是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予以完全驳回。 第二次直奉战前，直系财政及吴氏军费困难程度又达极点。但是，美国不但不予援助，反而加紧了逼债活动和无端的勒索勾当，促吴失败。10月12日，美国乘二次直奉大战正酣之机，联合英、法、日以四国公使的名义照会北洋政府外交部，拒绝直系财政总长把关余充作内债基金的要求。因为前此（9月21日）该部为解决财政危机而发表了内债偿还计划，以维信用；以五厘增加关余充当内债之担保，并扩充为1922年发行的“九六”公债之担保。上述四国竭力加以反对，旨在置吴氏财政于死地而后快，⑧与此同时，美国操纵下的四国银行团并公然发表如下的声明：“中国今后如有合法政府成立，本国仍可商量借款。”⑨英国政府也表示：“不愿以巨款与中国政府而用于英国政府所不愿意之用途。”⑩试想，美英两国对直系中央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尚不承认，怎么可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支援吴佩孚对奉张的战争呢？事实恰恰相反，1923年6月，以美国为首的外交团早已禁止了“克利斯浦对直系的垫款”，(11)次年3月，英美等国驻华大使照会北洋政府外交部，“催索到期债款78万元和息金54000余元”。(12)4月，美英等国再一次向直系中央索取“抵还无担保之外债”。(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