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点和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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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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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本文对近几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议,作了简要的概括。作者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点,只能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不能再往前移或者后挪。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者主张大体分为准备,孕育、产生,形成、展开,发展、走向成熟和形成体系四个阶段。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下简称邓小平理论),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都有其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究竟应该怎样划分和界定,目前我国理论界尚有一些争议。下面针对争议中的观点,就其中的两个问题谈些个人看法。

      一、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点

      在这一问题上,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报刊在已发表的论文和讨论综述中作了相应的表述和归纳。在这些综述中我以为较有代表性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3年第4期刘毅强的《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概述》,《实事求是》1993年第5期怀谷、陈紫衡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讨论综述》,中共中央党校《党校科研信息》1992年第24期《关于邓小平的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和1993年第9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研究述要》等。把已经发表的这些观点归纳起来,我看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七种时间界定。第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时间界定是1978年12月。第二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持这种观点的人在时间上又有四种不同界定:1975年;60年代初;1956年;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第三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持这种观点的人在时间上也有两种不同界定: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

      我基本同意龚育之在《线索和阶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问题》(见《文化报》1993年6月23日)一文中的意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是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因而是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在上述三种观点、七种时间界定中,只有第一种观点、第一种时间界定是准确的合理的。另两种观点、六种时间界定虽各有其所持的理由和依据,但均欠准确和恰当。

      据我看来,构成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起点,至少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和以往同类理论相比,必须具有明显的历史转折的标志。第二,必须符合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符合上述两个基本条件,构成邓小平理论形成起点的时间界定,只能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作出的一系列决定,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邓小平同志在谈及建国以来的历史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时指出:“从1949年建国开始,一直到1957年,我国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但往后就出问题了。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一些重大成就……。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内容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4页)“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同上,第269页)还说:“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1978年底开始,我指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上,第81页)。

      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时也曾明确地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这里所说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也就是代表党中央明确地告诉我们: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因此,在形成起点问题上的认识,已经是十分明确的,不容再有任何模糊。

      主张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挪的同志,其主要依据之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称谓是十二大开幕词中才提出来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轮廓,是党的十三大才概括出来的。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理论的“定名”“加冕”和作出系统的概括,与理论的形成起点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从起始点——“定名”“加冕”——作出系统概括,往往有一个不断实践和不断认识的发展过程。如果用“定名”“加冕”或者系统概括作理论的起始点,那么,起始点就不是起始点,而是成熟点了。这就实际上否认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完善、成熟过程了。邓小平1989年在谈及党的基本路线时曾经说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的。”但是,“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5页)这也就是说,尽管到十三大才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出正式概括,形成正式决议,却并不能否定十三大以前的七、八年已经有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刍型,并且实际上已经部分地开始这样提,这样做了。例如,1979-1980年,就已经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同时还相继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认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带有革命意义”,“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等。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既然基本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已开始形成,难道整个理论还不是也可以这么说吗?这不也足以证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不能再往后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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