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伦理思想的演变，以及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一个基本的思想前提，即毛泽东伦理思想在中国人民群众中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因此，正确理解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核心和实质，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道德价值目标：功利即公利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这一命题，是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来的。但纵观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是贯穿其间的一根主线。 毛泽东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深切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潜心研究哲学、伦理学的过程中曾一度形成道德救国的思想。五四以后，毛泽东的爱国主义从道德救国论转变到民众救国论的现实道路上。这时他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的根子在于大多数民众没饭吃或吃不饱，因此只有依靠利益一致的民众的联合来解决全中国的吃饭问题，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大事业。毛泽东深刻地意识到，由于工人、农民与专制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上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因而在道德价值观上也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他揭露道：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功利，有专横，无诚意，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有阶级、无公平等，八九年来之脊脊大敌，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十分清楚，毛泽东把功利与私欲相对立，看成为两种截然相反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品质。显然，毛泽东把功利理解为公利，理解为人民大众和国家的利益，理解为“人类全体的幸福”。 当毛泽东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完全立足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来理解和阐述一切有关的伦理道德问题了。 例如，毛泽东坚决反对空洞的虚假的道德说教，坚决主张伦理道德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人类全体的幸福，道德善就表现在为人民谋利益。1942年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农村工作的一切共产党员的第一位的工作是增加“人民的物质福利”，使人民“丰衣足食，吃饱穿暖”。他主张，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也是为人民利益、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的。在毛泽东看来，只有从人民利益出发，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如果死抱某种现成的教条，或从某种主观的观念出发，而忘却了人民利益，忘却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那就根本无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可言。这就是说，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功利原则，乃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 由上可见，毛泽东伦理思想既从人民利益出发，又以人民利益为归宿，始终关注祖国的富强，关怀人类的幸福： 方法论原则：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还在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就提出一个颇具个性特点的观点：“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这个观点后来成为他观察、思考伦理道德问题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毛泽东功利主义伦理观，正是他运用这一原则分析中国社会实际生活所获得的道德观念结晶。 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多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非有大力不易催陷廓清。”孔孟的仁义道德完全超越了阶级利益的对立，根本无视广大民众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事实。所以毛泽东说；“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完全是“唯心的骗人腐话”，“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① 道德的悖论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实际矛盾：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和观念分歧。因此，毛泽东毫不含糊地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②剥削阶级并非只讲仁义不讲功利，被剥削阶级也并非只讲功利不讲道德。功利是道德的依据，道德是功利的观念形式。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所在道德观上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高调，根据就在于他们有着对立的功利要求；而且，不同的功利要求本身就具有道德上的善恶性质。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要实现劳动的解放，使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有权利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财富和享用财富。这样，不仅可以直接保障劳动者功利目标的实现，而且可以促进劳动道德价值的提升。毛泽东认为，革命首先是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的幸福，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间革命家。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主义”，正是深刻地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这种社会联系中的切身利益和阶级意志。因此，也就能够成为召唤广大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的道德号召，而且能够成为规范革命人民行为的基本道德原则。 现实的含义：集体功利主义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社会的道德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广大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依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成为社会的主人，真正获得了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创造并享用社会财富的权利。社会生活的这种根本性变革，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功利主义道德观的历史使命的结束呢？回答是否定的。社会生活的客观逻辑并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是什么超功利的抽象的道义行为。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委托起草的宣言中，十分清楚地宣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功利目标：“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③显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起，均未改变功利与道德的本质联系，社会道德依然是由人们的利益关系所规定的。因此，毛泽东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并未过时。现实生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生活，一再表现出对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道德的呼唤，就是最好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