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全面实施，调整政治方面的关系已日显必要，党中央将它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工作日程。本文仅就这一次政治关系调整的起因、过程及意义等作一概述。 调整政治关系的起因 60年代初，调整政治方面存在的某些紧张关系是中央实行的全面调整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经济关系的调整紧密相关。自1958年发起“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左”倾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出现了高指标、“共产风”等种种弊端，经济生活十分混乱，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对此，党内外产生了意见分歧。但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却又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斗争，并进一步将之扩大到全党，波及到社会上，致使党内和社会上政治关系很不正常。这种不和谐的政治关系状况，究其起因，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大跃进”期间党内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严重泛滥。 1957年，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基点出发的整风反右运动，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留给人们许多值得思索的东西，从思想上讲，是主观主义重新抬头。这种思想未及克服，而在1958年继续恶性发展，造成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失误，并由此引发了政治关系的紧张。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力图打开崭新局面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党在经济建设上受“左”倾思想支配，脱离了客观实际，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结果事与愿违，经济非但没有搞上去，“反而使社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①主观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决策缺乏民主化、科学化。许多重大决策实际上未经民主商议和科学论证，常常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如像1070万吨钢年产量这个高指标，尽管在讨论中存有不同意见，但最后毛泽东拍板说：“何必拖拖拉拉，干脆一点吧，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年产1070万吨。”这样也就无人再议论了。 第二，“大跃进”期间继续错误地批判反冒进。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认为，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和1957年在政治思想战线上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不是反冒进的话，本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就。为此，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作为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者受到严厉批评，被迫作了公开检讨。毛泽东在批评周恩来、陈云时指责说，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 批判反冒进在党内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尤其是在毛泽东的批评中，把反冒进与社会上的右派进攻直接联系起来，更使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内的同志欲辩不能。以批判反冒进为标志，在南宁会议前后，党内民主生活受到很大损害，集体领导制度逐渐削弱，党内政治气氛陷入不正常状态。 第三，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斗争扩大化。 由于批判了反冒进，党内已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然而到195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使党内许多同志感到原来的做法不对头，开始出来说话。5月26日，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当前国民经济出现的一些脱节、失调现象，看来主因还是计划指标高了。”6月15日，薄一波在北京军区作报告时，也提出了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6月17日，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在一次会议上也说：“社会主义，恩格斯讲从空想到科学，我们一年来从科学到空想。”② 在社会上，也有干部和群众产生了很多疑虑。上海市委6月6日曾向中央报告说，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表示怀疑，这种情绪并已反映到党内。6月9日，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干部李仲云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最危险的是那种会引起阶级关系尖锐化的比例关系失调，因为这会造成全面紧张”。 有鉴于此，1959年7月2日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然而到会议后期，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形势急转直下，会议由纠“左”变为反右。转瞬之间，以彭黄张周为首的所谓“反党集团”成为人们尖锐批判的对象。一场本属于正常的工作争论被断言为“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随后一场波及全党达半年之久的反右倾运动开展起来。 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给政治关系上带来了严重影响，使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党组织，乃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正常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遭到打击。党内政治关系紧张，党与各方面的联系削弱。此外，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及以往在处理与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关系和宗教、侨务工作上存在并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着消极的影响。 这样，当三年“大跃进”的恶果显现出来，国民经济在60年代初陷入空前严峻的境地，党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时，为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上下一致，艰苦奋斗，共渡难关，显然，就必须全面调整政治关系，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