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而且在理论上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而丰富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涵。研究建国初期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对于进一步认识国情、研究党的思想发展过程有着重要作用，对于正确理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要意义。 一、从实际出发，确定建国初期的战略策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创立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践证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无比正确的。这一正确思想路线在建国初期得到了进一步贯彻。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运用实事求是这一真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② 七届二中全会运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制定了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勾画出一幅建设新中国的重要蓝图。 七届二中全会准确地把握政治形势的变化，及时确定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毛泽东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③全会认为，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结束，“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要实现这一转移，必须做好两点：一是必须处理好城乡关系，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二是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站在我们方面，以便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一方面立即开始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这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否则，“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因此，城市中的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④实际上，七届二中全会开始了两个转变，一个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一个是由战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这两个转变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是中心任务的思想，成为建国初期的指导思想。建国后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全会在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实行转移和确定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的中心任务的同时，要求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来确定工作任务。毛泽东指出：“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不同。”⑤不仅南方和北方不同，而且城市和城市，农村和农村也必须有所不同，这充分体现了革命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的统一。 七届二中全会以我国经济的基本状况为出发点，制定了建国初期各项经济政策。在全国解放前夕，党内在经济建设和经济政策等理论和原则性问题上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忽左忽右，不利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要以中国的经济状况作为我党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⑥毛泽东提出的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制定战略、策略和政策的重要任务，是建国前后我党处理一切问题的准则和依据，对于纠正和防止“左”右倾向产生了重要作用。薄一波说：“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毛主席阐明了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精辟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和党在革命胜利后所应采取的方针，既反左，又反右，处处闪耀着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为如何由农业国变工业国绘制了一幅清晰的蓝图。”⑦ 七届二中全会从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状况入手，确立人民民主政权的阶级政策及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及其政治态度是非常清楚的，这是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是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七届二中全会认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全会重申了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建立的新国家的阶级性质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原则，并且指出：“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个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我党同党外民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任务，“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入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⑧全会还对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加强。”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随后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共同纲领》的理论与政策基础，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