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兵学大师之誉的蒋百里先生一生致力于救亡图存、民族振兴，不愧为关心国家安危的民族先觉。 蒋百里毕生处于民族危亡的忧患年代，强烈的爱国心和忧患意识驱使他走上了一条探索民族复兴、抗敌御侮的人生历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他更是倾其全力，在军事、文化与外交战线上从事抗日斗争。其思想与行动与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斗争的进程息息相关。虽然蒋百里在全面抗战的烽火岁月之初便赍志以殁，但他的精神及思想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坚定了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蒋百里的抗战思想是中国人民抗日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与演变，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 一 蒋百里成熟的抗战理论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他博古通今，畅晓中外的军政格局，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早有清醒的认识，因而他很早就萌发了防日抗日的心理与思想准备，这也成为他系统抗日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青少年时期的蒋百里深切感受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日俄战争带给中国的创伤，民族的屈辱铭记于心中而不能忘怀。为了报国，他弃文习武，负笈东瀛。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使他有机会深刻了解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并洞察其对外扩张的野心。蒋百里在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时，与之同期的恰好有日后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先锋人物荒木桢夫、小矶国昭、冈村宁茨等。这些军国主义分子时常流露出的扩张言论，给蒋百里以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之，他孜孜以求，钻研兵法，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照例由日本明治天皇亲自赐刀，日本人引为奇耻大辱，对此耿耿于怀，以致于从第四期始，中日学生在士官学校中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度夺标。1906年百里从日本回国后即投身于国防建设，他“痛心国力之振，强邻之环伺，亟思建军以御外侮”。他在东北充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督练公所总参议时，“即着手建立东北国防第一线，以日本及俄国为假想敌”。他对日本军事和扩张野心，了如指掌，但对俄国尚欠充分的认识，遂介绍其好友李小川为军事参议，去俄国考察国情，藉以制订以我国为假想敌的国防计划。1912年，百里出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上任伊始，即整顿学校，从严治军，以期培养国防建设的后备人才。1917年，蒋百里发表了《政略与战略——论战志之确定》一文，他深刻指出：“无兵而求战，是为至危，不求战而治兵，其祸尤为不可收拾也。练兵将以求战也，故先求敌而后练兵者，其兵强，先练兵而后求敌者，其兵弱。”①他要求将防敌思想贯穿在治军过程之中，以备不测。1922年，蒋百里又发表《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更明确地提醒国人：“从中国现状言，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之国家。”②他在文中痛斥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暗中则是警告日本不可实行侵略主义而自取覆亡。后来，百里始终不忘告诫国人存有防备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之心。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东三省很快沦陷，历史证明了百里所说确非杞人之言。 1932年日军又进犯中国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广大将士奋起抵抗。蒋百里深感中日之间大规模的战争不可避免，淞沪抗战期间，他殚精竭虑，在其上海私寓中与该军将领每晚聚首，密室深谈，谋划抗战方略。然而，不久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断送了将士们浴血奋战的成果，也使百里悉心谋划的抗战方略化为泡影。蒋百里对此痛心疾首，他一度以莳花养鸟自娱。但是，忧国之心使他心中的郁闷无法排解，他不愿以闲散自居，开始继续其关于国防理论的探讨研究。 1934年，百里以私人身份赴日本考察，借以了解日本社会的侵华态势。其时“恰逢日本军阀提出所谓‘非党时期’的口号，借以鼓动国民情绪，为侵略中国作舆论准备。百里曾访问士官老同学真崎、荒木，当面揭破他们的痛疮疤：‘你们无论说得怎么漂亮，总不能掩饰侵略的野心。’真崎老实地说：‘你们东北地广人稀，富源委藏于地，而日本人口众多，不能不求一条出路！》”③日本皇族闲院宫正任职日本政府的参谋总长，他在宴请百里时对中日问题更有露骨的表示：“中日问题不是一拖能够了事的，中国求助英、美，那是远水难救近火。日本人应当老老实实地讲，中国人应当爽爽快快地回答。”④此次日本之行，使蒋百里深切感受到了日本朝野上下急欲大势侵华的勃勃野心。从日本归国后，百里针对迫在眉睫的中日战事，发表了《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一文，力促国人注意国防建设，以备战祸。他认为：“我于民族之兴衰，自世界有史以来以迄今日，发现一根本原则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⑤只有实行生活与战斗两个方面一致的国防制度，才能确立真正强大的足以战胜敌人的国防。他从国防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工业各部门的建设应当按照“民事与军事容成一片”的方向进行，要使“一个钱要发生二个以上的作用”。其拟定的一套国防计划，“包括炼油、炼钢、炼铁等，一切都以湖南为中心，他认为无论从地理及民族言，湖南是中国的心脏，一旦战争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一切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蒋百里还不遗余力地“研究战时交通的整套计划，包括公路、铁路和河川”，以上这些计划几乎涉及到了国防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然而，当时政治衰败，社会黑暗，百里仅一在野之身，诸多良策并未能得到国民政府的充分重视和采纳。他曾感叹道：“南方造几条柏油马路，修几座太子庙，这是建筑而非建设。我们已经面临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不是都市美化不美化的问题了。”⑥1935年夏，百里以军委会高等顾问的名义出使欧美各国考察总动员法。考察期间，他对欧美国各国的国防建设和战时总动员法方面的情况作了详尽的了解。次年底回国后，他即提出了发展国防应以建立空军为重点的建议。“世界的变迁真如电光流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海军为主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以空军为主力。”⑦鉴于日本大规模侵华已似箭在弦上之势，百里指出“中国建设国防，无论从政治、外交、经济、工业、军事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已万万赶不及了，此时唯一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发展空军，加速训练航空人才。”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