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同志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呕心沥血，做了三件事：一篇论，一部史，一本回忆。 一篇论，就是他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而写的那篇《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篇总括和贯通起来，论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大贡献的“提纲式的论文”。其中提出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五十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的续篇”，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的论断，对中国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由来和背景、条件和进程，对“摆脱长期流行的一些传统影响的束缚”之艰难和“走出新路子”“使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的胜利，有简明而独到的论述。联系到乔木同志在《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这篇信件中的许多深刻思想，特别是关于“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的确是从理论到实践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的思想，以及必须“从理论上说明”我们的体制弊端“是从哪一种社会主义设想或理想中产生出来的”，否则“就对改革开放难以作出理论的概括，并且难以在党内形成理论上的共识”的谆谆嘱托，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乔木同志对于在当代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世界变化和中国改革的现实，研究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期望是多么的殷切。 一部史，就是他指导和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他为此书的出版写了一篇议论风生、文辞优美的《题记》，这恐怕是他亲笔写成的最后一篇文章。他在此书的出版座谈会上还有一个发言，当时整理出来在《人民日报》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这篇文章，《胡乔木文集》里失收，建议以后补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一个特点是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这“议”和“论”的许多观点是从乔木同志那里来的。乔木同志在审读此书的原稿时，还亲笔作了不少有重要思想内容的修改。关于这些修改的情况，胡绳同志的纪念文章中作了介绍，我和郑惠同志去年九月在西安会议上作了更详细的介绍。没有乔木同志从原则方针到具体论述的诸多指导，没有他的鼎力支持，这部书以这样的面貌写成和出版，是不能设想的。乔木同志对于这部书的改进、增补、修订得更加完善，提出了要求，对更详细的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的写成和上卷的修订，也寄予了期望。 一本回忆，就是现在这本《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不是一本通常格式的回忆录。所谓通常格式，一是作者回忆自己的生平，一是作者根据个人接触写自己对某个人物言谈话动的回忆。乔木同志一再强调，他要写的这本书，既不是前一种通常格式的胡乔木回忆录，也不是后一种通常格式的对毛泽东的回忆，因为写这本书，主要不是依靠他对毛泽东的个人回忆，主要不是写他所见所闻而为别人所不知的毛泽东的言谈活动（这样的个人回忆在这本书中也不少，弥足珍贵，但主要不是靠这些材料），而是更多地依靠档案和历史材料的收集分析和研究。从实质上说，这是乔木同志以个人回忆、个人接触为切入点，来写的一部毛泽东思想史，毛泽东思想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发展的历史。乔木同志没有来得及完成这本书，这对我国理论界、党史学界，是一桩很大的憾事。但是，留下了乔木同志关于写这本书的一系列谈话的记录，留下了根据乔木同志的要求和指示研究大量档案历史材料写出的四十年代这一部分的初拟稿，这对我国理论界、党史学界，也是一桩幸事。乔木同志这番努力，也代表着他对我国理论界继续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历史的期望。 关于乔木同志对写作这本回忆的种种交代和书的写作经过，我们在《回忆胡乔木》一书所载的《弦急琴摧志亦酬》一文中，已经作过详细介绍。现在，谈谈我们从这本书中领会的关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几点思路。谈三点：一个是要注重对具体政策的研究；一个是要注重对国际形势的研究；一个是要注重对延安整风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我们党的事业的意义的研究。 乔木同志草拟的写作计划，第一个题目，最初定的是写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我们原来不大理解，以为不如从《新民主主义论》写起，理论色彩更浓些。乔木同志说，毛主席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他还没有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那时写起，体例不合。但是，他要我们不要低估施政纲领的意义。这个纲领是新民主主义论在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化。它对各方面工作都提出了要求，规定了政策，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教育方面、科学文化方面，等等，是一个系列，比《新民主主义论》具体得多。它代表了抗战时期毛主席对根据地的政策思想。 乔木同志在指导这本书的写作中还多次说过：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单有理论是不够的，还要靠、更要靠具体的政策。这本书就要把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制定的具体政策和决策讲清楚，把毛泽东思想怎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讲清楚。在政策问题上，毛主席的言论也特别丰富。当然，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对外政策，大都同现在的有很大的不同，但研究这些政策的形成、演变的历史，制定这些政策所依据的原则，对今天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现在写成的关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一篇，在体现乔木同志这个要求方面还有差距。关于皖南事变的那一篇，后来经乔木同志决定调整为第一篇。它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体现得较为充分和丰满。这一篇初拟稿乔木同志看过多次并作了修改。诚如乔木同志所说，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这场斗争的成功，表现出我们党发展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更具体化、更丰富了。从此，党的很多基本政策达到定型，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这一系列政策和策略思想，在整个抗战中，是毛主席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显示出它的耀眼的光彩。 要注重对具体政策的研究，这个思路之所以重要，是由我们理论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的理论，不是书斋中的理论，不是纯粹思辨的理论，而是革命政党的行动的理论，是从党和人民的实践中来、又指导党和人民的实践的理论。而政策，则是理论和实践双向交通的中介。理论通过政策的中介去指导人们的实践，人们的实践经验通过政策的中介而上升为理论。所以，关于政策的思想和论述的丰富，正是我们的理论的特点和优点。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仅属于政策，是不是形成为理论，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经过延安整风，端正对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的认识，端正对政策与理论的关系和政策对理论的意义的认识，我们全党逐渐取得了对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的共识。这样的问题，今天不是同样存在吗？了解延安时期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和道理，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价值，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