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很有影响而极其复杂的人物。纵观其一生，前期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推动历史前进的叱咤风云人物，后期从时代前进的列车上跌落下来，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角色。而现在有些人在评价他时，往往注重看其后期而忽略其前期（其中包括五四时期）。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由他领导的。”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本文仅就此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史学界前辈。 一、陈独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主将。 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救民族要向西方寻求真理。首先向英国学习造船制炮，接着向日本学习维新变法，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就全面学习英美的政治制度，但这一切都失败了，而大多数国民却“若观对岸火，熟视而无所容心。”①这就不能不引起以救国为己任的陈独秀沉思。他深深感到：“中国民众普遍地缺乏民主觉醒，没有建立民主国家的智能，因此，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②于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和文学革命大旗，掀起了一场震古烁今的东方启蒙运动。 当时，民主称为“人权”，即人人都有自主精神，独立人格。具体说来，即是“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③陈独秀认为，提倡民主，就是要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来反对封建地主阶级专制和军阀独裁。他主张：“吾国欲图世界之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④ 众所周知，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是封建宗法社会的支柱。而当时袁世凯为配合复辟帝制，在文化领域里推行复古尊孔的逆流。陈独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在《新青年》上发出“打倒孔家店.”的怒吼。他认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少离散的因缘。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⑤更反对把孔教定为国教。但是，他并非一味否定传统，即使对孔子也采取了历史主义的态度。他承认“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⑥他只是对后世统治阶级为了利用加以歪曲的孔孟学说，尤其是‘三纲五常”大加鞭挞，而“对儒家以外的诸子大都予以肯定。”⑦ 与此同时，陈独秀积极宣传科学思想。对任何经不起科学法则检验的东西，即使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⑧并且，他还大力宣传无神论思想，批判迷信、愚昧和盲从。认为“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象”，“都应该破坏”，鼓励人们打破一切“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⑨，他告诫人们：“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他人之理。”⑩ 更难能可贵的是，陈独秀是把民主和科学并列提出来的。他把民主和科学喻为鸟之两翼，舟车之两轮，是“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一切黑暗，渐渐地把中国引向光明的根本途径。”(11)并为之“就是落头流血，都不推辞。”(12)而且陈独秀还倡导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新的道德伦理观念。他明确指出：“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合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13)他认为民主共和国家必须是“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14) 陈独秀真不愧是“政治革命之先驱”，他敏锐地洞察到辛亥革命之所以流产，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15)，“甘昌全国学究之敌，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16)将胡适先生首倡的文学革命从形式上的革命发展到内容上的革命。开创了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先河！ 这样，陈独秀就点燃了反封建启蒙运动的火炬，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延续，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作了政治上准备。曾经有人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喻作法国的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大革命。我想，这是不无道理的，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先进的中国人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经过一番比较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受到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和政治锻炼，不仅没有妨碍他们转向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为他们实现这种转变的必要前提和良好条件。 二、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文化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那么五四运动则是政治意义上的救亡图存运动。五四前夕，西方列强忙于欧战，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暂时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斗争意识越来越高。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乘虚而入，由于北洋政府的卖国政策，更使日本侵略者甚嚣尘上，“长夜茫茫何时旦？”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先进中国人为了寻找救国真理苦苦思索着，他们从“一战”中清醒地看到“举世滔天之祸，全欧陆沉之忧”（陈独秀语），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疑虑重重。同时又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曙光中看到了无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鲜明的对比使他们认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尤其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耻辱，彻底破灭了身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5月4日，他首先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的困惑随感，指出：“这两个分脏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正是这种“直接解决”口号的激励作用，内忧外患使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