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来，对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错误有过四次较集中的评价：一次是1928年“六大”前后，一次是1958年成都会议，一次是“文革”期间，一次是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这四次评价都涉及到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而围绕着“二次革命论”的所有争论或批判（有些是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光有时代的制约、外部环境的制约及事物矛盾发展、过程的制约，还受到评论主体的内在的主观因素的制约，后者包括历史评价的方法。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做第二阶段的事情，或者该做革命的第二阶段的事情时仍然抱守于革命的第一阶段，类似这样的错误，我们党后来仍然有过。如：一九五八年“三面红旗”，是用共产主义的标准来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文革”中搞“阶级斗争为纲”就是用民主革命时期的方法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事情。因此，我们重新认识陈独秀“二次革命”的错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及一般表现 1923年“二七”罢工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4月25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二十二期上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在这篇被称作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作之一的文章中，陈独秀提出了错误的理论公式“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1923年11月，陈独秀于三届一中执委会后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将工人阶级、农民和资产阶级力量作了对比，发展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的观点，系统地提出了“二次革命”的理论。他认为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陈独秀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农民革命需要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产业勃兴，农业资本化后。工人阶级数量、质量都幼稚，要加入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在斗争中发展自己。 关于“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实质，瞿秋白于1928年4月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文中作了论述。瞿秋白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在国际的国内的具体形势之下，可以以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来决定是非资本主义的。”但当时“党的正式意见”（陈独秀）是“革命领导权天然在无产阶级手里；但是国民革命要由国民党成功，然后来第二次的无产阶级革命。” 可见，“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实质并不在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相反，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这已为中国革命的实际历程所证明；其错误的实质也不在于建立联合战线，在斗争中发展自己。错误的实质是中国革命在联合战线中是争取还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在《关于辩证法问题》中说，矛盾分析法“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有没有一个内在矛盾，如果有，它是什么呢？ 我认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同样有其内在矛盾，它表现在：其一，基本错误与合理因素的矛盾（“二次革命论”基本错误是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合理因素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建立联合阵线）；其二，革命的前途与保守的方法的矛盾（“二次革命论”的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但采用了保守的错误的方法，即二次革命的方法）。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在政策和实际工作中必然表现出来，外化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由于在实践面前屡屡碰壁，这一理论的合理因素的一面又迫使陈独秀不断修改这一观点或理论，换言之，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及外部矛盾促使陈独秀不断改变自己的观点，使这一理论形态前后呈现出差异性、徘徊性等特点。这些都是“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一般表现。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工人阶级力量的分析上是双重的。在这以前，即在1919年到1922年，陈独秀“看重过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蔡和森语），“二七”罢工失败后，陈独秀在《中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对工人阶级作了轻视的分析：“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主要分子——然亦只是主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势力。概括来说，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展，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对此，蔡和森说，“固然中国工人阶级不是没有缺点的，可是陈独秀经常的乐于从缺点方面来看中国工人阶级”（《论陈独秀主义》）。但陈的上述观点不是凝固不变的，在后来的文章中，陈也肯定了工人阶级的优点，如1925年2月大罢工期间，陈独秀写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工人的力量》，对中国工人阶级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指出了工人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在农民问题上表现在，一方面低估了农民、农民运动和农民革命的力量。陈独秀在三大后说：“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者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倾向保宁，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苛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这段话既讲了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又讲了农民参加革命的困难。在陈独秀思想体系中，轻视农民在大革命的中后期占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起草一九二六年九月中央第三次会议决议时，他甚至指责农民运动过“左”，提出了限制农民革命的一些办法。另一方面，陈独秀对农民的观点也没有停留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上，相反，在此后不少文章、文件中强调了农民问题，如“政权所及之地，应该和农民合作”（《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国民革命军……先必尽力与民众尤其是农民合作”（《我们现在怎样争斗？》）；“农民推翻乡绅政权的暴动，此种运动才开始，将来或者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后的最高的形式”（《孙传芳败后之东南》）。但陈独秀重视农民运动是相对的，前提是在国民运动范围内做农民工作。因此，总体上没有跳离“二次革命论”轻视农民思想的藩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