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早期李大钊不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过程的。早期李大钊同进步党研究系存在着较密切的关系，只是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步党研究系保守反动的面目逐渐显现时，李大钊才逐渐转向研究系的反面，成为一名民主主义者。李大钊的思想转变的内在动力在于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早期李大钊是民主主义者，他的民主主义思想是如何得以形成的呢？早期李大钊是不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呢？要认识这些问题并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回答，就不能不考察早期李大钊思想的演变和发展。研究早期李大钊对进步党——研究系认识的变迁，可以窥见李大钊早期思想发展的线索，从中发现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复杂性及其所具有的特质。本文试图以民国后政局演变为总体背景，以进步党——研究系政治意向的变化及其活动的逐步展开为脉络，以李大钊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考察为基点，全方位研究早期李大钊对进步党——研究系的认识过程，力图勾勒出李大钊早期思想演变的轨迹。 一、民国初年，李大钊受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其政治主张与进步党相近。 民国建立后，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资产阶级改良派幻想在袁世凯政府内进行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3年5月29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在北京召开合并大会，正式组成进步党。黎元洪是名义上的领袖，党内实权操纵在梁启超和汤化龙等立宪派人物手中。进步党标举的政纲是“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①它明确表示要以“国家主义”对抗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以“建设强善政府”为袁世凯反动统治效力，反映了进步党的反动性。 民国前后，李大钊所接受的是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受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李大钊1907年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读书，1913年暑假从该校毕业。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是随着君主立宪活动的展开而创办的，李大钊从这所学校所受到的影响基本上得自君主立宪派，表现出拥护政府赞同改良的政治意向。第一，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李大钊站在进步党一边，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地方分权。李大钊在1914年3月发表文章主张中央集权，认为由革命时期的各省纷纷独立所造成的都督权重现象会导致“暴君歇而暴民兴”的结果。②他认为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裁督”，实际上主张裁撤掌握地方实权与袁世凯对抗的国民党都督。他甚至说：“今人不察，徒龂龂于中央之是防，而不知跳梁违宪者，实不在总统，而在都督，不在中央而在地方也。”③这与进步党拥袁主张是一致的。第二，在对待国民党问题上，李大钊与进步党一样采取了反对的立场。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国民党人奋斗的结果，国民党革命派对推翻帝制实行共和作出了重大贡献。李大钊受君主立宪派的影响，对国民党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早在1913年4月他发表《大哀篇》明显地把矛头指向国民党人。他说当时政象是：“骄横豪暴者流，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且悍然号众曰：‘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流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于吾民何有也！”④李大钊对政象混乱的深切忧虑和对人民痛苦的同情，表现了进步的思想。但他所指的“骄横豪暴者”，从他用的词语“傲岸自雄”、“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以及借“豪暴者”之口所说的“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一语来看，显然是指为辛亥革命立下功绩的国民党革命派，也就是说李大钊把国民党革命派作为政治批评的主要对象。如果说这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宋案发生后，李大钊继续发表文章强调“宪典昭示之日”就应废除都督、完成中央集权的国家建设，那就公开地把矛头指向国民党革命派了。他说“皖赣湘粤，傲岸自雄，不待宋案发生、借款事起，始有离异之迹也。”⑤以上两点，足见李大钊受进步党影响之深。 李大钊在民国初年受进步党偏见影响之深，章士钊的回忆也说明这一点。章士钊说：“据吾所知守常（李大钊）初从汤济武（化龙）孙伯兰（洪伊）游，谈政臭味，与进步党相近。”⑥事实正是这样。1913年夏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即去北京，接交进步党人汤化龙，并办《法言报》，后又受进步党的资助留学日本。据李大钊被害时的报纸所载：“李（大钊）在该校（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结识孙洪伊，复由孙介见汤化龙，二氏皆器重之，即共同出资送往日本留学，此为李立世之始。”⑦当为可信。可见李大钊此时与进步党的关系非同一般。⑧。 民国初年，李大钊的政治主张与进步党相近，是有深刻的原因的。第一，李大钊所接受的教育深受立宪派的影响。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六年，所接受的是改良主义思想的熏陶，而且在北方，君主立宪有很大的声势，相比较而言，国民党革命派的影响则不大。由此，当时李大钊从自己思想实际出发，拥护现行政府，主张改良，其主张与进步党相近并不为怪。第二，民国初年，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动状况，也使李大钊更倾向于进步党。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国，国民党革命派以为帝制推翻革命告成，大都揠旗息鼓，声势不大，即使是孙中山也想不过问政治而致力于经济建设。而君主立宪派则极其活跃，以在议会中多占席位，左右政局。客观形势也使得李大钊倾向于立宪派。第三，李大钊的认识也处在一个急待发展的阶段。1913年李大钊24岁，世界观正在形成之中，而此时他的思想基本上是改良主义，因此对政局的分析必然失之偏颇；同时资产阶级改良派政党在政治活动中可以说才初步展开，其本来面目需要有一个逐步暴露的过程，因此李大钊对进步党的认识需要不断地加深。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李大钊此时的政治主张更接近于进步党，这就不足为奇了。 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此时政治主张虽然与进步党相近，但他与梁启超、汤化龙之流却有很大的不同。一者，他不是要依附袁世凯找官做，进行政治投机，而是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深挚的感情；二者他敢于揭露弊政，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表示极大的不满，力图以改造社会为己任。这是与进步党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是以后李大钊思想不断发展，最终与进步党彻底决裂的内在思想原因。 二、袁世凯复辟时期，李大钊逐步偏离进步党的政见，奉劝进步党与国民党合作在“政治正轨”内与袁世凯专制作斗争，对进步党参预的护国战争表示拥护。 李大钊对进步党的认识，是随着进步党活动的展开而逐步加深的。进步党执行依附袁世凯排斥国民党革命派的政策，1913年7月，当袁世凯提出要熊希龄组阁时，进步党积极支持。几经讨价还价后，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汤化龙也出任众议院议长。这表明进步党在政府和国会中的地位有所提高，立宪派加紧了与封建军阀的勾结。进步党实行排斥国民党人的政策，汤化龙居然发表声明，说国民党“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⑨对进步党这种排斥国民党的政策，李大钊表示了明显的反感。1913年9月1日发表《是非篇》指出：“一年以来，由党见之故，诬蔑轧倾，不遗余力。”⑩这之中也包含对进步党的批评。1913年8月进步党人梁启超为支持袁世凯当选正式总统向袁世凯建议：“今最要者，乘此时机，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进步党附和“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的怪论，以便使总统凌驾于宪法之上，助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一时舆论为袁当总统摇旗呐喊，浊浪声起。对此，李大钊著文指出：“前参议院之权能，议决者法律也，非宪法也。大总统之权能公布者，法律也，非宪法也。”(12)李大钊旨在从学理上说明总统与宪法的关系，不满当时拥袁为总统而不先制定宪法的舆论，反对总统凌驾于宪法之上的行为，实际上婉转地批评进步党依附权势、违背民意和政理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