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迟至4年之后，两国才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而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是在20多年后的70年代。英国政府为什么会采取有别于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策而承认新中国？这一决策是如何作出的？两国又为什么未能在50年代初期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本文试图根据英国外交档案和已有的中文资料作一探讨。 一、新中国成立前英国的考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在华地位大为削弱。在经济上，它原有的巨大利益由于受到美国在华经济势力扩张的影响而每况愈下。中英贸易总额从战前最高年的1.06亿英镑跌至1948年的600万英镑。在华投资也呈下降趋势，只是由于经营年久，在战后仍达3亿英镑，列各国之首①。在外交上，英国与南京政府虽是战时的盟友，但双方关系时有龃龉，并不和睦。南京政府在战时开始推行的亲美政策更加深了双方的隔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政府开始面临中国共产党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现实。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决战阶段，国共两党的胜负成败在战场上已初见分晓。11月中旬，在辽沈战役结束之际，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得出结论：“共产党最后控制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了”②。于是，如何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提到了英国外交部的议事日程上。12月初，外交部远东司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的局势”的文件，供内阁决策参考。这份文件在分析中国局势时，着重强调经济问题，表明了英国对华政策的重点所在。它估计，中共夺取政权后不会立即没收外商财产或驱逐外国商人。在一个走向工业化的稳定的共产党政权控制下，对外贸易反而可望比目前在国民党统治下有所改善。只有在若干年后，中共才会驱逐外商利益。因此，在共产党执政后，英国不是设法脱身，而“应尽力留在原地，在那些不可避免的范围内保持与中共事实上的联系，并调查在华继续贸易的可能性”。这份文件对英国在华利益前景的乐观估计得到了内阁的首肯。根据文件的建议，内阁将在中国“大门内保持立足点”作为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③。 英国“保持立足点”的最初举动是命令驻沈阳、北平、天津的领事馆在解放军进城后继续开放。但是，在英国确立“保持立足点”方针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制定了自己对西方国家的方针，这就是不承认它们在华机构和代表的外交地位，使自己“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④。这样，那些奉命开放的领事馆根本无法取得外交地位，更谈不上与中共保持事实上的联系，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1949年2月，英国外交部官员斯卡莱特(Scarlett)对这一情况作了评论。他认为，中共以无外交关系为由不承认外国领事馆是为了迫使各国承认新政权。他引述英国外交部法律顾问的话说，承认中共为它所控制地区的事实上的政府，同时继续承认国民政府为法理上的中央政府，这在法律上是合理的，在实践上是必需的，否则就没有理由抱怨中共视我们的领事为一般侨民。但是他又认为，从政治上考虑，则必须推迟这种事实上的承认，因为目前的华北人民政府只能被看作是一个过渡性的政府，仓促承认只会给人以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原则的印象。况且，在这一问题上，英国也应与各有关国家充分磋商。据此，他建议通过适当途径向中共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并直到局势明朗前，英国非常愿意在事实的基础上与中共来往”⑤。斯卡莱特显然是根据列强以往在华经验，错误地估计了中共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这一判断以后为英国外交决策层所普遍接受，成为制定对中共政策的前提。这一备忘录也表明，在承认中共这件事上（尽管有事实和法理的区分），英国政府本身认为是“合理”和“必需”的，制约它在这方面作出决策的主要因素是与“各有关国家”的关系。 英国外交部批准了斯卡莱特的建议，选择抗战期间在重庆与中共有过来往的哈蒙(Harmon)传递信息。但是，香港总督葛量洪(Grantham)反对此时正在他手下任职的哈蒙与中共接触，担心这会影响香港的安宁。外交部只得电令驻华大使施缔文(Stevenson)让驻北平和天津的领事向中共转达英国政府的愿望。施缔文对这一做法是否有效虽持异议，但还是执行了外交部的指令⑥。英国的这一行动没有得到中共的回应⑦。 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时，中英间发生了“紫石英”号事件。“紫石英”号事件是英国在华炮舰政策的回光返照，中共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但是，这一突发事件并没有影响英国的既定方针。南京解放后，施缔文和英驻华使馆多数人员奉命留驻。面对着中共在战场上的凯歌进行和它继续不承认西方外交代表的现实，英国原先与中共仅仅保持事实联系的想法开始发生变化。5月初，施缔文向外交部报告，有消息说中共在近期内将成立某种形式的中央政府，因此将发生事实承认的问题。他认为，在此问题上英国必须考虑下列5个因素：1.国民党的逐渐瓦解；2.在中国保持立足点的需要；3.在事实承认前想通过领事馆保持英国利益的现实困难；4.在事实承认基础上派遣外交代表的需要；5.与崩溃的国民党联在一起会对英国在中共控制区域内的侨民和利益产生反作用⑧。施缔文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综观整个电报，他的倾向十分明显，那就是对中共的事实承认势在必行。5月中旬，司徒雷登告诉施缔文，他从黄华处获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在8月以后召开，随后将成立新的中央政府。施缔文在将此消息报告外交部时认为，如果消息属实，事实承认的问题将不再发生。因为到那时，国民政府很可能已经瓦解，并失去了获得法理承认的基础⑨。言下之意，英国可以直接对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给予法理承认了。英国外交部对施缔文的意见反应谨慎，认为在国民政府的未来命运最后确定之前，在西方各国仍然承认国民政府的情况下，英国还应继续在法理上承认国民政府⑩。 然而，没有多久，中国急速发展的局势使英国政府接受了施缔这的看法。8月8日，英国外交部拟就了一份供内阁会议讨论的题为“中国”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由于不能指望国民党再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对中国的决策必须基于“中共在不久的将来控制全中国”这样一个事实。在分析由此将产生的承认问题时，英国外交部考虑了这样几个问题：1.对中共政权的态度，“中共现在的领导人无疑是正统的马列主义者，他们现行的强烈的亲苏政策对西方在中国乃至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但任何阻止中共建立全国政权的企图“不仅将注定失败，而且将在中国人新的价值观念中唤起传统的排外情绪”。英国应“尽可能避免与中共正面冲突”。2.对国民党的态度。对国民政府的承认应基于“现实而不是感情”，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联合国代表权。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没有它的参加，联合国就无法正常运作，因此在正式承认新政府前还不能撤销对国民政府的承认。3.经济问题。西方的经济利益应尽可能长地在中国保持下去。因为，“经营多年、概深蒂固的商业设施和联系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恢复了”。“从长远看，也不应忘记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管辖下的中国作为一个原材料和粮食供应地以及出口市场的潜力”。4.承认后的前景。从最坏的方面设想，西方与中共关系将沿袭西方与东欧关系的模式，但也有发展成与南斯拉夫那样的关系的可能。因此，西方国家“不要一开始就对中共采取公开敌对的态度，以免损害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份备忘录的结论是，“仓促承认一个共产党的政权在政治上将遇到明显的反对”，但不承认一个有效控制大部分中国的政权，“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并且在保护西方在华利益时将面临严重的实际困难”。在承认中共政权时附加任何条件作为交换是“最不可能的”，拖延承认则“可能严重损害西方在华利益而得不到任何补偿”。它建议在作出正式决定前，与西方各国进行充分磋商(11)。这份备忘录通篇交织着英国对中国革命胜利无可奈何而又想尽力保持在华利益的复杂心情。在考虑承认问题时，虽然有关东欧模式、南斯拉夫样式可能性的猜测涉及意识形态因素，但英国的出发点仍然是在华的现实利益，是为了解决面临的实际困难。8月下旬，英国内阁会议批准了外交部的备忘录，确立了对华政策的基调。当时，南京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将此恰当地概括为“对国民党政府不同情，而对中共却颇倾向于与之做生意”(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