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格局，中国与美、英正式结盟。但太平洋战争没有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中国与西方大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关系，中国也并未取得与美、英等国真正平等的地位。中国与美、英既有共同抗击法西斯的战争目标，又有各自的利益，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争执和龃龉，香港问题就是中英之间的一个突出问题。 “我不是英王为主持消灭大英帝国而设立的首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相继沦于敌手。日本军国主义者标榜自己是“东亚的解放者”，标榜他们进行战争“在于针对英、美、法、苏的侵略，解放东亚，确立东亚的永久和平”①，诚然这是欺编宣传；但英国在日本进攻面前一败涂地的现实却促使东南亚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美、英两国是联合国家中关系最密切的盟国，但两国也有各自的情况与利益。大英帝国是老牌的殖民帝国，美国则已宣布，菲律宾自1946年起实行独立，因此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英国那样沉重的历史负担②。美国政界和舆论界许多人认为，西方大国在东方建立的老殖民帝国寿终正寝了，印度支那、缅甸、马来亚等在战后不可能再回复到战前那种状态。美国报刊对英国的殖民政策颇多批评。一些报纸分别以《香港：生命死亡的一种方式》、《一个时代的终结》为题报道、评论香港和新加坡的陷落。著名作家赛真珠(Pearl Buck)撰文称，“不管白人知道与否，殖民主义的生活方式已经结束”③。知名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可以称作殖民地解放战争④。1942年10月9日的《生活》周刊登载了致英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其中敦促英国“停止为大英帝国而战，而要为胜利而战”，并说：“如果你们不惜以联合国家胜利的代价来固执坚持帝国，那你们将在战争中失败，因为你们将失去我们”⑤。在1942年6月的一次民意测验中，56%的被调查者认为，“由于英国从殖民地攫取不公正的利益”，英国人可以算作是压迫者⑥。一些政府官员也作了类似表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副国务卿、罗斯福的挚友韦尔斯(Sumner Welles)在阵亡将士日（5月30日）的一次讲话。他说：“如果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人民解放战争，那么全世界各地人民的主权平等必须得到保证……帝国主义的时代结束了”，“《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必须适用于整个世界，适用于各大洋、各大洲”⑦。1942年秋，美国政治家、共和党领袖、1940年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Wendle Wilkie)经罗斯福允许访问非洲、中东、苏联和中国。9月下旬，他在莫斯科会见英国驻苏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 Kerr)时表示，他对访问途中所感受到的各地美国人的反英情绪甚为惊讶。他对卡尔说，如果他相信英国未来的政策是自由的和进步的，他将运用其影响使美国舆论充分赞赏这种政策；否则，必须坦率地说，他只能站出来反对英国。回国后，他在10月26日发表广播讲话说：“东欧和亚洲的亿万人民……不再情愿成为西方利润的东方奴隶。他们开始了解到，全世界各地人民的福利都是互相依赖的。他们决心……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不再允许帝国主义继续生存。”在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被要求对威尔基的讲话表态。罗斯福说，威尔基只是赞成《大西洋宪章》的原则适用于“全人类”而已。在英国，人们认为罗斯福的表态加强了威尔基讲话的力量。英国驻美使馆报告说，威尔基可能在共和党内号召对他“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这种运动很可能变成反英运动”⑧。 英国决策者对美国政要和舆论对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的批评十分反感。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认为，“美国对太平洋的态度……是要把别人的财产交给一个国际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美国占有1／3或更多的席位”。陆军大臣格里格(P.J.Grigg)对美国越来越凯觎大英帝国的财产“表示愤慨”。殖民地部大臣克兰伯恩(Salis-bury Cranborne)在议会上表示：“大英帝国没有死亡，亦非临终，甚至没有进入衰落。”⑨内阁中最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的是首相丘吉尔。11月10日，他在谈到英国军队在埃及的胜利时借题发挥说，英国对北非及世界其他任何部分都没有占有欲望。英国并不是为谋利和扩张参加战争的。他接着说：“然而，让我把这一点说个清楚，以免各方面对此产生任何误解。我们的意思是保持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不是英王为主持消灭大英帝国而设立的首相。”⑩ 另一件使英国决策者十分恼火的事情是蒋介石对印度的访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苏一起领衔签署《联合国国家宣言》，接着蒋介石又成为中国战区（包括印支、泰国）统帅。蒋介石自认为应当在亚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时印度局势复杂微妙。甘地、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要求立即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印度成立国民政府。但是，英国拒不考虑印度独立的要求，双方矛盾非常尖锐。蒋介石希望说服英印当局和国大党都作出让步，实行战时合作。他认为他“可以作出有价值的贡献”(11)。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后，英印当局与国大党关系并未改善。年中，事态进一步恶化，英印当局于8月上旬拘捕甘地、国大党全体中常委和其他高级干部。8月12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向蒋介石解释这一措施。蒋介石表示，他没有料到英印当局这么快采取行动，他对印度人的志向是同情的，自然，要求英国人现在就撤离也是不现实的；但中国不能采取疏远印度人感情的政策，让印度人感到联合国家中至少有一个成员是同情他们的，这非常重要，不然，他们就会投向日本人的怀抱。他希望“仍然应该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并称“顺利解决印度问题对联合国家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他建议由美国出面进行调停，并保证战后印度独立(12)。英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建议根本不予理睬。丘吉尔于8月26日致电蒋介石说：“国大党根本不代表印度，像欧洲一样，印度是居住着许多人种、许多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大陆。”他还说：“联合国家应该遵循的最好原则是互不干涉彼此的内政”，他要求蒋介石像英国对待中国的国共分歧一样对印度持超然态度(13)。克兰伯恩认为，要打消蒋介石的念头，“似乎该由他来治理大英帝国或告诉我们如何治理”(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