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这一行动对于加速日本无条件投降，提前结束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苏联出兵东北在其远东战略中的地位，特别是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作用，在中苏史学界过去的研究中却较少受到重视。在中苏双方历来的政治文件和研究著作中，或者出于政治需要，或者由于思想禁锢，人们都较多地或片面地强调了苏联出兵对于援助中国抗日和促进远东和平的政治意义，只是从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才开始提出一些异议。本文拟从苏联远东战略和对华政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一点新的分析。 对日宣战：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 战争带给人们的并不只是痛苦和灾难。20年代末结束新经济政策以后，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不适合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需要（这一点已为战后的历史所证实），但它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战时共产主义”相同，是一种非常适应战争需要的战时体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斯大林模式多所指责而依靠这种体制苏联却赢得了战争。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注入了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通过战争，苏联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版图，而且直接控制了近半个欧洲的卫星国。随着大英帝国在战争中的衰落，苏联已经成为能够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与美国共同主宰欧洲和远东命运的超级大国。苏联的远东战略方针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实施的。 从表面上看，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目标是消灭日本关东军，与中、美、英等同盟国一道，彻底摧毁日本的军事力量，结束战争，实现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然而，如果揭开遮掩在苏联这一举措上的帷幔，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人们不难看到，对日宣战实际上是苏联实现其战后远东外交战略的起点，是实现（或者说是恢复）其在远东权益的既定方针。而这一方针与沙皇俄国的远东战略目标是一脉相承的。 几个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奉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对外方针，对周边地区和国家，或直接掠夺领土、扩大疆界，或利用军事、外交手段实施控制和影响，以此建立起一圈环绕俄国的势力范围和缓冲地带。这一外交战略的实行，不仅体现在欧洲（如对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而且体现在亚洲（如对中国的新疆、蒙古和东北地区）。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为沙皇俄国进一步在远东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了机会。一个貌似强盛的东方大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于是沙皇俄国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以“干涉还辽”为契机，以金融资本为先导，开始向中国东北渗透。通过开设华俄道胜银行，修建东省（中东）铁路，强行租借旅顺和大连，一个独占中国东三省的“黄俄罗斯”计划开始全面实施。不到10年的时间，沙俄一举实现了以建立和保护太平洋出海口及不冻港为中心的远东战略目标。然而，好景不长，沙俄在中国东三省的势力发展直接威胁到日本及其在华利益，终于导致了1904－1905年以中国东北为战场的日俄战争。结果，沙皇俄国战败求和，从而丧失了除北满外在远东的几乎全部权益。此后，沙俄的远东政策略有调整：一方面将其矛头转向以中国为宗主国的蒙古，积极扶植亲俄势力，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实现“用朝鲜‘交换’蒙古”①的计划；一方面迫于德、俄矛盾日益激化而在远东与日本结盟，通过4次“日俄密约”的确保其在北满的垄断地位。 日俄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点燃了俄国革命的导火索。为了新政权的生存和巩固，新诞生的苏维埃俄国一方面主张国家平等和民族自决，宣布废除沙皇俄国的一切对外不平等条约，归还和恢复被压迫、被侵略国家和民族的主权；一方面号召、支持和策动各国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这种政策在现实中陷入了难以解脱和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果实行前者，一旦对方采取对苏俄怀疑甚至敌视的立场，那无疑是太阿倒持，增加了对苏俄的威胁和不安全因素；如果实行后者，一旦革命兴起，又无疑是引火烧身，造成对方执政当局对苏俄的不满和敌视。显然，这是一种两个命题都正确而又相互排斥的二律背反。这种矛盾现象在苏俄对华政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苏维埃俄国曾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愿意废除沙皇时代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但是，苏俄的革命主张和号召引起北洋政府的不安和怀疑，而中国当局的这种心态以及对帝国主义的屈从和依赖，又使得苏俄不得不从自身利益出发，始终不愿意实现其诺言并对实现其诺言的结局深表忧虑。中俄谈判往来反复，旷日持久，无非是在外蒙古独立和归还中东铁路这两个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双方坚持不肯让步，“对华宣言”终于成为一纸空文。为了摆脱这一矛盾，苏联政府在两次三番派代表与北洋政府周旋的同时，积极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国的革命力量联系，鼓励和支持各种革命组织和革命运动，期望在中国政权的更替中走出外交漩涡。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这一希望破灭之后，苏联转而采取强硬手段，通过中东路战争以及依靠军事力量维护外蒙古独立来保证其在远东的权益。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际局势急剧变化。苏联面对德国民族复仇主义的恶性膨胀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为避免两线作战，只好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方针，将主要力量用于欧洲方面。而在远东，苏联一方面对日本采取妥协、中立的态度，不仅事实上承认了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而且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转让中东铁路，以此安抚日本②；一方面暗中鼓励和支持中国政府对抗日本，力促中国各派力量形成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以此牵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通过这样的远东政策，成功地保证了其东线的稳定和安全。但是，如果以为斯大林就这样放弃了俄国传统的远东战略，就完全错了③。 传统的力量的确很沉重。为了洗刷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所遭受的耻辱，欧洲战局稍有好转，斯大林就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几次或明或暗地对美国提起沙俄在远东的权益，并表示苏联对远东是有“政治要求”的。在决定远东未来命运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在谈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时，明确地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指出这些曾是沙俄的权益。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甚至堂而皇之地写明：“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④。尽管这个协定是一年以后才公布的，但对于苏联所提的政治要求的实质问题，人们在当时也不乏认识⑤。日本投降以后，苏联更是理直气壮地把对日宣战和日俄战争联系在一起，不仅苏联报刊反复强调这一点⑥，而且斯大林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当天的演说中也特别提到日俄战争的问题。斯大林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的污点，而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⑦。斯大林演说之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还率人于9月6日特意前往旅顺，为日俄战争中在旅顺要塞战死的帝俄官兵敬礼并献花圈⑧。这次意味深长的举动进一步表明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真实目的。
